张元：“没什么悲伤来得及考虑”
事实上，海岸线的老总莫里斯·鲁斯金还没有看过《达达》全片，但他从圣丹斯主席吉尔默那里得到了热情的推荐。去年10月，《达达》在釜山电影节的首映礼上，张元正要跟吉尔默打招呼，后者转过身来挥手大喊：“嘿，我昨天看到一个好片，讲一个女孩子跳舞的故事……”他扭动身体，模仿的就是《达达》里的舞蹈。张元不由笑起来：“我是那部电影的导演。”
在吉尔默力邀下，《达达》作为唯一的中国电影，参赛堪称世界独立电影圣殿的圣丹斯电影节，吸引了包括狮门在内的好莱坞主流发行商的注意，这在金融危机下疲软的电影发行市场并不多见。谈判过后，最终张元将《达达》的全球发行代理交给了海岸线。
去年10月釜山、今年1月圣丹斯、2月鹿特丹，以一部《达达》的全球展映再次进入观众视野的张元，并没有因电影的口碑良好而减少争议，他依旧是被媒体热议、被狗仔偷拍的重点。但张元似乎并不关注这些杂音。他说：“我根本的乐趣在于创造，经历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不能说是“妥协”
时代周报：如果要对你拍电影20年的经历做一个回顾，你会怎么说？
张元：太难了。最早拍《妈妈》的时候是1989年，对我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当时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中国那时候的电影制度是厂标拍摄的，只有十几个制片厂可以拍摄电影，而我就用了不到两万块钱在西单的家里拍了这部电影，不知不觉中就创造了历史，就是新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影片；后来是《东宫西宫》，现在中国人可以摆在桌面上谈同性恋话题，《东宫西宫》那时却是忌讳的，媒体上是不能出现同性恋字眼的。所以我在总结包括拍摄崔健MV在内的作品时内心是有某种程度的自豪感，觉得我们不经意地参与了历史，记载了变化。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你开始不那么坚持非主流，开始往商业方向靠？
张元：1997年，那时贾樟柯、王小帅，包括娄烨都没有想要拍摄一定能审查通过的影片，我就给自己一个决心：一定不要再电影审查不过了，《过年回家》一定要通过要在国内放映。我在准备剧本和开始拍摄时候就想好了。这个努力现在看没有白费。
时代周报：你高兴看到自己的这种变化吗？
张元：你要想把自己的东西给大众看，就必须通过审查。用“妥协”这个词就是把艺术工作者看得太重要了。我们可以去看艺术发展史，艺术家在过去西方是为宗教和国王服务的。为什么有文艺复兴？是因为商人的崛起，资本家的出现。艺术家在服务宗教和国王又来服务资本家，由关注神转移到关注人，开始给人画像。电影实际上才有百年历史，那它是为什么服务呢？也都看个人选择，要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收藏者服务，为喜欢你的观众服务……所以，不能说是“妥协”。
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沉重
时代周报：有性骚扰有杀父还有逃亡，《达达》里的青春是不是太残酷了？
张元：怎么想都可以，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得很轻松，也可以很沉重。其实女主角杀她母亲男友的戏是最难处理的，整个动作设计都是在拍摄时才完成的，就是不想让电影太沉重。
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非常有意思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且覆盖的层面比较丰富，从有问题的家庭到破碎的家庭、年长和年幼的关系，已经变得不像过去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了，社会关系已经不再简单，《达达》在这个层面上是真实的。
时代周报：男女主角就是你心目中现在的年轻人形象吗？
张元：电影里男女主人公都来自破裂的家庭，都到了青春期，都在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他们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透的，他们不见得活得很显赫，某种程度上还很卑微，但没关系，他们是非常坚定和完整的人，我喜欢这两个角色，他们的爱情是很美的。
时代周报：讲述青春期爱情时候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情欲部分，你表现情欲时是用很干净的方式，为什么不想让他们进行到成人那一步呢？
张元：我在这些细节上有所控制。就像是绘画和文学的区别，当你具体落实到造型上面时，就发现不如语言描述那么具有想象力，你会规定出一个框框来。我没有在这部电影里表现太多情欲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会一触即发，但那是另外一部电影。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爱情就是单纯美好和温暖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复杂了，最起码在我的电影画面里我不想要那些不想有的东西。
时代周报：很多人反映看完后内心还是有感觉到温暖。
张元：我们故意设计了一些情节，像抢吃方便面、寻母时遇到疯女人等，这样整个故事看起来充满了荒诞性和不可预知的东西，又有相当的喜感。毕竟，我觉得人性中还是有光明灿烂的一面，不论我们身处多么糟糕的环境。
时代周报：你曾说第一稿剧本是为章子怡和佟大为专门写的？
张元：是的，我在写剧本时候还专门去了佟大为的家乡。在拍完《我爱你》之后希望和佟大为再合作一部戏，剧本也狠下工夫写过。和章子怡也打过招呼，希望能合作。毫无疑问如果是佟大为和章子怡来演又会是另外风貌的一部电影。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又放弃了合作呢？
张元：其实不是放弃。剧本是我和李昕芸李霄峰一起合作的，在讨论过程中我就觉得他们进入角色非常容易，他们以前从来没一起演过恋人，但他们表演天分相当的高，演得非常好。对于我自己来讲，演员都有不一样的可塑性。用“明星”这个词套在演员身上只是一光环而已，他们本身只是演员。佟大为第一次在我电影里出现时，外界都不认为他是一个明星。胡军在《东宫西宫》，李冰冰在《过年回家》，都还没有明星光环。我觉得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演员就是看合不合适。
“我现在感觉是很幸福”
时代周报：从2008年初的事件后，你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观众眼里，那段时间怎么过的？
张元：按部就班，在别人的眼里我似乎停下来，其实我自己没有停，补拍《达达》的镜头、后期制作，还有准备手头其他两部电影。那段生活也相对平静，比如说我有更多时间和女儿在一起，经常能送她上下学。我喜欢熬夜，她上学又比较早，为了能不耽误送她，我有时候会熬一个通宵送完她再回来睡觉。
时代周报：这就是你在说的“现在感觉很幸福”吧，你还说是因为“电影能治疗我的一切”？
张元：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没那么悲伤吧！我现在是感觉很幸福，我对电影的感情也始终没变。现在对我来说没什么悲伤来得及考虑，我最大感觉是时间不够用，我有太多计划要做，比如《1933》目前原小说作者正在进行剧本的再修改；我马上也会到日本去，《东京涉谷八公狗》的剧本第四稿已完成，这次去就是为电影选景。
时代周报：有朋友担心在现在这种泛娱乐化的语境下，会对你造成伤害。
张元：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不担心，导演和电影的方面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根本上是艺术家，我的乐趣不在于听别人说什么，我的乐趣在于创作，一切的工作对我来说都是完整我生活的一种方式，经历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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