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讲武堂百年回眸

2009-07-24 14:50:5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2009年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百年诞辰。它和西南联大并称近代云南历史一文一武两所著名学校。

现任讲武堂文管所长徐承谦,在元旦后、春节前的短暂日子里,正忙着上下打报告批钱,意向是向上面要求拨款600万,由昆明市政协和宣传部门牵头,在讲武堂百年的这一年里,搞一个大型的《百年军校将帅摇篮》讲武堂百年图片、文字和文物展。展厅面积达2600平方米

他所掌管的这个文管所,在一个世纪前,是从旧式中国走出来的一所新式军校。今天的文管所所在的这座主体建筑四边各长120,内院走马转角楼可跑马操演,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而文管所所占的“军校”,目前只剩一小部分,甚至连边合院主体建筑边几米远的同时期建筑,都不再属于它。原来的军校范围包括今天的省科技馆、五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省物资集团公司等多个单位。

文管所前身的这所军校,因为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消灭封建王朝、反对帝制、发起反袁护国、护法运动,二次组成新式滇军入粤、参与东征、北伐,既被誉为“中国革命熔炉”,又被称为“黄埔军校摇篮”,深刻影响中国百年国运,因而驰名中外……

因为相关经费一直没有拨下来,讲武堂文管所其余诸事,也就无从展开。和媒体不断发表关于讲武堂百年纪念文章的热闹劲相比,很是有点冷清。

“中国革命熔炉”

1907年,清朝云南当局委托四川巴县人、也是中国较早公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留学的“海归”胡景伊负责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在原云南陆军武备学堂(1900年开办)和陆军小学基础上进行,校址选在昆明翠湖边的承华圃(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旧中国军校号称“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讲武堂的操场可容数万人之众。

教官由两校原有教官转进。1908年再招收了几十名在职军官,总共86名学员草创开课。一个月后跑得只剩下41人,后因云贵总督锡良调离停办,湖南善化人沈秉堃继任总督,改由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处三期毕业海归的韩建铎为主、胡景伊为辅,于1909年(宣统元年)815再办讲武堂。

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工、炮、辎重五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略作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后期还创建了飞行及空降兵科。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为首任总办(兼职的校长),招收了许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尤以第六期为多的学员,其中有云南籍的李根源、唐继尧、李烈钧、顾品珍等。清廷根本不清楚这些三迤子弟在日本留学时早已加入同盟会。

当时李根源任校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第二年即接任总办。这时讲武堂的一二三号领导人全是同盟会员,领导权被同盟会所掌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革命分子有11人。播撒到彩云之南的革命种子,锋芒日盛。

继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听到风声,1911年将李根源调到滇西筹边,找来湖南人蔡锷来云南带兵(任协统,相当于今天的旅长)。搞笑的是,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捕“康梁乱党”,李经羲想不到蔡锷不光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也是同盟会员。蔡锷来云南后迅速与李根源、唐继尧等接上头,后来一起发动了推翻清朝在云南统治的“重九起义”,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时,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总指挥,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蔡锷。蔡锷把李经羲礼送出境,让他带着4万多两白银和关防大印去了香港。

讲武堂因此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之一,封建王朝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朱德元帅称云南讲武堂为“中国革命的熔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从校长到教官、学生,整体参与打倒封建的惟一军校。

1915年,云南再次打响了反袁第一枪,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并称为“护国三杰”。护国三杰都与讲武堂有很深的关系,蔡锷身为都督,曾到讲武堂挂课,当过兼职教官(教过朱德);另二人曾直接任职讲武堂,继蔡锷后任督军的唐继尧,曾任讲武堂名誉校长,民国元勋李烈钧曾任讲武堂教官。

1909年到192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共举办19期,每期一年半到两年,到讲武堂学习的学员共达4000余人。这些学员在后来的中国、朝鲜、越南历史上群星璀璨。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朱德、叶剑英外,尚有曾担任省长、主席的龙云、卢汉,曾任贵州省省长的卢焘、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热河省主席的孙渡,陆军参谋总长杨杰,抗日英雄周保中,著名军事家罗炳辉等。

因浓厚的海归色彩,讲武堂从立校之初起就面向亚洲多国招收学员,后来吸收了不少朝鲜、越南和东南亚的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1期至第17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如马来归侨叶剑英、还有邻国朝鲜的革命家崔庸健委员长、李范奭总理、越南的革命家武元甲大将等。

这所军校诞生了后来中国、越南、朝鲜三国的三军总司令。分别是中国的朱德元帅(讲武堂三期学员),越南的武元甲大将(在讲武堂短期受过训),朝鲜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崔庸健(讲武堂17期学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共领导的花县起义、海陆丰起义,曾任中共特别支部局书记,是当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二战胜利朝鲜复国后归国)。

1935年停办为止,它先后培养了近万名杰出军政人才,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中,担当大任,涌现出一大批军事统帅和将领,可谓将星云集,非同凡响。

(上世纪30年代后期,云南讲武堂改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50年代初,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

新式滇军80%-90%团以上军官,由受过良好现代思想与军事教育的讲武堂师生构成,营连排军官几乎达到100%由讲武堂师生构成。其后,新式滇军打响了反袁护国第一枪,滇军北出援川、援黔,以武力响应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后,滇军1912年入藏平叛,在溜同江仅凭2000人一支纵队,大败农奴主与英殖民者勾结的叛乱,创造了无一人伤亡、仅损失九支枪的奇迹。

1915年,蔡锷、李烈钧率滇军参与护国作战,兵分二路入川、入粤作战,

1922年,云南在顾品珍主政时期,最先响应孙中山号召,滇军再次入粤,平定广东。后滇军改编参与北伐。

“黄埔军校的摇篮”

讲武堂班底,几乎占了后来成立的黄埔军校教官的半壁江山,因此被称为是“黄埔军校的摇篮”。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左膀右臂分别是教务总长王柏龄,总教官何应钦;加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此3人皆进入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都是讲武堂教官出身。

云南讲武堂当时号称“步骑工炮”四大兵科的骨干,后来都进入了黄埔军校任教官。他们是王柏龄(讲武堂炮兵科长)、林振雄(讲武堂骑兵科长)、易崇兴(讲武堂工兵科长),刘跃扬(讲武堂步兵科长),讲武堂学员曾泽生、卢浚泉等还成为黄埔军校的区队长。

护国三杰之一的蔡锷,在云南任督军时,编撰了作为云南讲武堂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该书随着大量讲武堂人员进入,也成为黄埔军校的教材,还深得蒋介石青睐,蒋亲自加序,印发人手一册。

讲武堂12期学员叶剑英,任黄埔教官,教授部副主任。他的同期同学朝鲜人李范奭,也曾任黄埔教官,李后来成了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与李范奭同期的朝鲜人金勋,也担任过黄埔教官,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79师长、军参谋长,1936年在山西牺牲。

当时广东全省中共党员不过万余,其中800余人在黄埔军校,占了将近1/10,其中有8位红色教官与云南有关,而这8名教官中有7位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师生,特别是19171928年间毕业的1219期学员,经历了十多年国内各种战争磨练之后,很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抗战爆发后,他们就成了抗日中坚力量。抗战期间主政云南的龙云是讲武堂第4期学员,当时云南组建了第60军、第58军、新3军和由原驻粤滇军改编的第3军,一共4个军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讲武堂师生担任军师级以上将官的至少有70多人,旅团长达数百名。其中第3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血战中条山)及少将旅长陈钟书、29军军长王甲本(湘桂作战于湖南东安县与日军突遇,与日寇拼刺刀受刃十几处牺牲)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讲武堂毕业的将级军官就有5人。

二战胜利日本投降,代表国民政府在芷江受降的,是讲武堂14期学员萧毅肃,时任陆军总参谋长、受降总指挥。其后南京“9.9”受降中国政府总代表是讲武堂教官出身的何应钦。同时讲武堂4期学员卢汉在河内(为中国抗战之唯一出境受降者)、讲武堂13期学员鲁道源在南昌,分别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而讲武堂的影响遗泽一直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南昌起义主要借助了在国民党滇军中的讲武堂力量;长征经行滇东北,也同样因为讲武堂系统的原因,而没有爆发像样的战争。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时的国民党军海城起义,是由滇军组成的60184师潘朔端部首发;后来将官基本由讲武堂学员组成的60军,在曾泽生将军率领下于长春起义,60军后来更成了入朝作战的主力。讲武堂学员赵锡光新疆起义,促成了新疆解放。

云南和平解放,源于讲武堂4期学员卢汉的起义,也和卢汉的表兄龙云的影响有关。这对表兄弟,又是由学长师兄、3期学员朱德和师弟、12期学员叶剑英直接促反。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起义,都与云南讲武堂系统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从讲武堂共走出了2名总理,一位是李根源(曾任讲武堂校长),虽然只当过一天“国民政府总理”;另一位就是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李范奭(与叶剑英同期的第12期骑兵科)。还走出了4位元勋,包括朱德、叶剑英、崔庸健(朝)、武元甲(越)。讲武堂还产生了12位省长,包括云南、湖北、江西等省长和40位上将,其中有7个一级陆军上将,如何应钦、朱培德等;72位中将和数以百计的少将。

可以说,云南讲武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黄埔军校。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百年国运。其影响力甚至还走向了世界:讲武堂4期学员马毓宝,1912年参加法军,在一战中参与了法国军队对德作战,并以法军中尉身份战死欧洲的法德疆场,安葬于法军公墓。他把云南讲武堂的军事价值、潜能,发扬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战场,法国后来出版的不少书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驰名的云南“白药大王”曲焕章,却少有人知他是云南讲武堂军医官出身。

中国最早的自办银行之一、也是中国西南最早的银行云南富滇银行(1912年创立),其创始人缪嘉寿也是讲武堂执事官出身。

 

云南讲武堂与朝鲜复国运动

2005年,韩国MBC电视台摄制队来到昆明,试图寻访当年他们以李范奭为首的那支抗日民族武装在昆明活动的遗踪。结果,因为中国经历了建国前漫长的战争和后来“文革”的破坏,资料缺失,文物毁弃,最终失望而归。

但云南讲武堂民国初年大办学时与现代朝鲜、韩国的复国运动结下的深远关系,引起了时代周报记者注意。

据多方(主要为韩国方面提供)找到的历史文献证明:1910年前后,日本彻底吞并了朝鲜半岛,一些朝鲜复国志士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因其领导人和同盟会有较深联系,1915年朝鲜李氏皇族后裔李范奭从朝鲜逃到了中国,1916年从上海到香港,经韩国流亡政府领袖推荐,再从香港到越南,从河内坐法国人修的窄轨火车到达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再和一些朝鲜同学徒步17天才到达昆明,到云南讲武堂学习。

1921年主滇的唐继尧被军阀顾品珍赶下台流落香港时,与在港的韩国流亡政府代总理申圭植达成正式约定:“凡持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悉数收纳于军校。”

因此在1922年初唐继尧重回云南主政后,前后有多达50名朝鲜人(多集中在讲武堂1617期)到云南讲武堂学习,为朝鲜复国培养军事人才。

因此云南讲武堂不光培养出了后来的朝鲜次帅崔庸健(讲武堂17期)、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云南讲武堂12期骑兵科),航校首期还培养出后来韩国现代空军的三位创始人:韩国复国后担任韩国空军副总司令的李英茂、被称为韩国“空军祖母”的权基玉,以及空军总参谋长金信,同期还培养了两位韩国飞行学员张志日、李春。

据韩方提供的资料显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范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少将高级参谋,第三集团军第55军团参谋处长、中央训练团中队长。

1940917,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成立,李范奭出任少将参谋长、副参谋长,19424月,任光复军主力第二支队队长。

1945813,李范奭任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司令。818,他带领金俊烨、张俊河等与美国军官飞赴汉城汝矣岛机场,洽谈日军受降事宜。

1948815,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李承晚任首任总统,李范奭出任首任总理。

19485月至19503月,李范奭出任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曾任驻外大使,1952年因不赞成李承晚的专制独裁脱离政界。1972517去世。

最近韩国出版了李范奭自传《铁骥将军—李范奭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又找到4个有名有姓的学员:金世峻、白天泽、金鼎、崔震。李的回忆录记载了有名有姓的30多名韩国学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堂。

而李范奭本人是1916年经韩国流亡政府领导人申圭植向唐继尧推荐,由唐亲自担保,以“南洋华侨李国根”为名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第12期学员的。 

生于平壤的权基玉(1901-1988年)是个相当传奇的韩国女子。她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推荐来讲武堂航校学飞行第一期生。她在上海时曾因反抗日军而以赤化嫌疑入狱,并登上了当时的韩文报纸,到中国学飞行时还用了假身份,说是中国上海人。她最初抱定的目的是“我要学到飞行术,首先要把朝鲜总督府(日本设立)炸掉!”是一个坚定的反抗日本侵略的韩国复国志士。

权基玉毕业于192522819264月,她担任云大航空处的航空员。后来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当飞行员(当时冯从苏联那里得到了200架飞机),参与了西北军配合北伐进攻北洋军行动。1927年加入国民政府北伐军到江浙一带作战。并在这期间嫁给了同胞李相定。

1932128,权基玉参加上海对日作战,得到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

1935年她在上海和北京之间作开通航线准备,并参与航线试飞。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权基玉和同在中国空军服役的另外两个名韩国人崔用德,李英茂,一边在中国空军中服务,一边建立“韩国光复军飞行队建制战策”,准备在韩国的对日进攻策略。

 

1940年她当上中国空军中校。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中国服役了20年的权基玉,回到韩国当上了国会国防专门委员,后来和同学李英茂一起创建了韩国现代空军,被尊为“韩国空军祖母”,汉城奥运会那年(1988年)以87岁高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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