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梦想恢复老三联的辉煌

2009-08-25 12:56:2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董秀玉 1941年生，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参与创办《读书》杂志，1986年三联独立建制时任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至2002年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董秀玉1987年被派到香港当总经理，人生地不熟，薪水比公司雇的清洁工还低。5年内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但最终实现了扭亏为盈。并且三联在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

董秀玉是沈昌文的接任者，和沈公主张“出版社还是要有一个很精干的小摊子”不同，她在香港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历练后回到北京三联书店，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三联书店推向市场大潮。在董秀玉的支持下，汪晖主编的《读书》杂志和以往的风格有所改变，而《三联生活周刊》的出现，对中国杂志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香港的思想空间太小

时代周报：1987年你刚到香港三联当总经理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董秀玉：当时北京三联刚刚独立建制，而1986、1987年又正是文化热的高潮，什么书起印都是几万册，那是最激情澎湃的年代。香港三联比北京三联大很多，一直坚持做中文图书的海外总发行，在最核心的地段开着大书店，20世纪70代又开始做出版，业务范围大而复杂。尤其那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我就糊里糊涂不管不顾傻乎乎地一头扎了进去。

虽然初时的改革急猛，但最后大家同心同德，真的实现了当年盈利，而且每年翻番，士气大振。两岸开放后，四十周年店庆的系列文化活动、四十年第一次的韩国书展等等，也使书店敞开了大门，真正进入了文化学术领域，影响日大。

时代周报：香港三联与北京三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董秀玉：基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香港的文化市场太小，当时的殖民文化影响太大，纯英语教学使中文图书推动的难度加大，但比较单纯的企业管理规则，和敬业的员工倒是很大的优势。

当时我印象最深、觉得最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居然书店中完全没有世界经典名著，连我们一九五几年在中学都读过的但丁、莎士比亚，迷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叶赛宁、雨果都完全不见踪影，更不要说马基雅维利、维特根斯坦等等，连中国的文化学术名著也不多。从书店内部说，跟文化学术界也很疏离。

北京三联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出版文化学术著作；1979年创刊的《读书》杂志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园地；之后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继承了老三联和《读书》杂志的传统，完全是在文化学术界的支持下成长的。当时的香港三联确实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趁1988年四十周年店庆，我们组织了第一次连接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讲座。

时代周报：都请了谁？

董秀玉：余英时、金耀基、汤一介、李泽厚、杜维明、张灏等等，都是最优秀的学者。通过这一系列文化讲座就把香港三联推到和香港、两岸三地的文化界融合上去了。这对于香港三联来说，是个很大的改变。

杜维明就是在这个讲座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我们也曾策划过一个两岸三地的《文化中国》杂志，但时机尚未成熟，杂志最终没有办成。但“文化中国”的概念却传播了出去。

时代周报：老三联的传统就是搞“读书日”，大家在一起聊天。这种传统也用到香港的文化讲座上了？

董秀玉：还是有点不同。“读书服务日”是《读书》杂志时范用提出的。起先是为了组织书评，每月陈列当月出版的新书，请一些作者和朋友来看书，清茶一杯，不管早来晚走，也不规定一定要写书评。喜欢的书可以带走，写书评万分欢迎，不写也没有关系。不过，当时带走书的，不用说，多半都写。再后来，慢慢演变为雅聚，依然无主题、无开场白结束语，多了点咖啡小饼，图书编辑也参与了进来，以文会友、交流组稿，很是散漫自由，但每每收获甚丰。而香港三联系列文化讲座却是有主题、有讲稿、学术性很强的专题报告，且都是大家，影响很大。这之后，我们趁势做了一套“三联精选”，这是一个学术系列，林道群负责的，当时的香港出版界似乎从未做过这类书。

时代周报：香港的出版商一般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董秀玉：不盈利难以发展，有时连生存都困难。但以盈利为目的，又易八卦当道，平庸的书甚至黄书坏书泛滥，完全背离了出版传承文化的本义。所以，首先必须是出好书，然后也必须是认真经营努力盈利。

我在香港第一年，和中文大学一些教授一起聊天，问我到香港一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笑：感觉香港难出思想家，空间太小了，物理空间思想空间都太小。“三联精选”试着想推动这个思想空间。实际上，我发现认认真真做还是会被人接受的，也不见得一定亏损。

警惕文集千万不要做滥

时代周报：三联是大陆第一个出版《金庸全集》的出版社，是什么情况？

董秀玉：我离开香港的时候，中国刚刚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之前，金庸作品在大陆都是盗版，所以金庸先生很想委托一家严肃的出版社正式在大陆出简体字版，我和沈昌文先生都很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我也认为这是可以进入文学殿堂的一流大众文学。由于我在香港，沟通比较方便，三联品牌又不错，金庸先生就授权给我们了。正式签约是在1993年我接任北京三联之后。由于盗版太多，我们在图书设计和经营上花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定位高端、坚持整套推出，效果很好。我也坚持不上订货会，因经销商的订货款每次就那么些，如果金庸作品上订货会，那么订三联书的款项大多会被占去，三联是个文化学术的出版社，文化学术图书是我的根本，我必须在订货上给予保证。金庸作品有知名度，我们只要之后做好推动，使之没有市场漏洞，仍然能很好完成合约任务。

时代周报：三联还有两套书非常有价值，《陈寅恪集》和《钱钟书集》。

董秀玉：三联做集子是很慎重的，我不喜欢动不动就做文集，必须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历史上影响了整代人的。这是历史智慧的文化积淀，出版必须慎之又慎。也不敢叫全集，不全嘛。《陈寅恪集》《钱钟书集》是我最先想做的，以后又做了余英时、钱穆的。也陆续做了黄仁宇的。也开始做李泽厚的。但我一直警惕千万不要做滥。

时代周报：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办《三联生活周刊》？

董秀玉：三联就是刊物起家的。尤其是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是生活书店的前身，对当时的时代进步，对生活书店以后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作为三联的后人，我们梦想恢复当年老三联的辉煌。

瞄准周刊，因为它是我们三联发家史上的第一名；同时，也是感受到了时代的需要；另外，我在香港看到，只要做得好，周刊就是印钞机。刚接手的北京三联太穷，无地无房无钱，我要为以后的发展培植一棵摇钱树。

当时很多人说我想法太疯狂，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分钱投入，而且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合资。现在回过去想想，确实也真是够疯狂的，又是那么不管不顾的顶着雷子一头扎进去。结果生生死死4个轮回才走出生天。

《读书》风波到现在搞不懂

时代周报：为什么《读书》杂志前后会有那么多人关注？

董秀玉：因为从1979年“读书无禁区”开始，《读书》成为知识界的思想园地，在中国思想界刊物中的影响无可替代。许纪霖在一篇批评三联的文章中说：“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我想，那么多人关注的就是这种尊严不能被亵渎和玷污。

时代周报：《读书》的前主编汪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董秀玉：汪晖在1996年接任《读书》主编前，就已为《读书》写稿10年，是忠实而优秀的作者，是我从香港三联返京时沈昌文先生为我介绍的。请他接任，是学术界不少人的推荐。请他出山，更是费了不少力气。

这10年多，汪晖克服了种种难以言说的困难，在传承和提升杂志的思想和学术水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学理上的把握、在思潮方面的前瞻，是非常准确和有眼光的，这是作为《读书》主编最为重要的能力。杂志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及跨世纪的过渡中继续深入和提高，汪晖、黄平功不可没。

时代周报：汪晖退了让吴彬来做，为什么成了一场风波？

董秀玉：这真是很莫名其妙。我认为这跟汪晖和吴彬都没关系。2002年我退休前，汪晖就想退，我挽留。我退休后，汪晖又提出过退，他的研究任务越来越重，时间太少，但三联管《读书》的领导还是挽留。汪跟我说无论如何满10年就不能再做了。所以从2005年开始就着手编“《读书》十年精选”，准备退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三联个别领导突然发难，急急忙忙堵在办公室门口要求限时退出，无中生有地弄出一场风波。而吴彬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做了一年就退出了。所以，这做法实在很奇怪，我到现在也搞不懂。

中国传统从来讲究义和理，人家一个优秀学者，不计报酬为你漂漂亮亮做了10年多杂志，不说知恩，起码的理、义总是要有的。可现在这样，不但无理，更涉嫌负义，令人心寒。

时代周报：有人讲，后来的《读书》杂志不好看了。

董秀玉：对，不少人有此意见。这意见有过两次较为集中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有过一次，主要由于一代作者的更替，新的一批作者文章相对生涩。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次，“不好看”的意见更多，编辑部也十分重视。这不但有作者的梯次问题，还有侧重人文到侧重社科的转化。法学、经济学就是比较不那么好看，有些新学科真也很难懂，是内容本身的转化。但作为编辑还是应该从读者出发，认真改进。我也很期盼大作家、大学者们多写一些好看而发人深省的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