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高龄产妇的烦恼

2016-02-23 04:22:33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陈舒扬发自北京

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通过，明确“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根据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家庭符合生育二孩条件。卫计委有关官员在1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则称，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我国80%以上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孩子。

但对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生二孩是一份实实在在的选择和考验。

公务员家庭迎接二孩

易丽（化名）结婚5年，有一个4岁的儿子。不久前，在填了一大堆文件后，顺利办好了二孩准生证，成为一名再次备孕的母亲。

不管是从年龄还是家庭条件来说，在9000万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女性中，易丽都具有相当的典型和代表性。她属于“80后”，生活在江西省会南昌，在某区财政局工作，丈夫同样是公务员，为了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决定再生一个小孩—易丽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在她的认知中，两个在一起玩耍、打闹的孩童，是理想家庭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为变更计生政策做准备的过去几年里，国家卫计委组织了多次生育意愿调查，并于去年年底公布了一组数据：20-44岁已婚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93个，农村是2.1个左右，城镇是1.8个左右，有80%的人希望有儿有女。

这成为决定计生政策变更的时机、方式、步骤的依据之一，由于担心突然开放二孩会带来人口堆积等问题，国家的政策调整慎之又慎。

一孩政策正式实施的起点是1980年，因此80后多是独生子女。两年前开始单独二孩政策时，易丽身边的同龄人中，不少家庭虽然具备了生育二孩的条件，但真正选择生的很少。易丽也是。在生育了一个孩子之后，她深感生养孩子的不易，直到第一次生育过去4年，才做好生二孩的准备。用她的话说，“拖到了现在”。

至于常被提及的多抚养一个孩子带来的经济负担，在生活成本不算高的内陆城市，或许并非首要考虑因素，易丽甚至认为“养一个孩子和养两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别”。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卫计委一直在全国范围监测申请二孩的情况，尽管申请数据被公认为较大地低于预期，但卫计委一直未对此表态。从各省数据来看，二孩申请数相对较高的省份是浙江、广东、山东、四川。

从目前看来，全面二孩的放开，并没有刺激新的生育潮。易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当地，计生政策“能管到”的其实就是公务员群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经济学家、财政部财科所前所长贾康曾在呼吁放开二孩时指出：“（一孩政策）真正控制的其实是体制内有‘双开’硬约束的人群，充其量是一亿多人，而且这个人群里真正适龄的有生育能力的人，则要调减规模至几千万人而已。”

即便在公务员群体中，也远远谈不上二孩潮。易丽以自己所在工作单位为例，从单独二孩实施到现在全面放开二孩，100来人的机关里，只有5个家庭申请了生育二孩。

“不过我们这里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很有影响，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再生一胎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易丽补充。

两个孩子的理想？

“大部分家庭希望有两个孩子，这很正常”，易丽认为“80%的人希望有儿有女”反映了中国现实。然而，生养孩子“太累、太苦”，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80后，愿意二次生育的并不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人口学家李树茁也指出，上述调查数据的参考价值有限：“理想”不一定付诸实现，“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动。

早前有不少学者强调，生育政策更应主动，应转向鼓励生育。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体现了国家对生育二孩的鼓励，还提出如果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与国家的规定有抵触的地方不一致，则适用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符合二孩政策生育的夫妻还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等。

然而在一些人口学者看来，这远远不够。知名人口学者梁建章认为，“随着全面二孩堆积势能的释放，中国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将可能出现下跌。”

然而老一代人的担忧无法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易丽用“80后不想生，70后生不了”来概括自己观察到的现象。

时代周报记者也发现，在网络上有关是否愿意生育二孩的讨论中，表达不想生二孩的意见几乎一边倒；但在以70后为主的相关网络社区，表示希望生育二孩的言论则相对较多。

有评论指出，这跟距离第一次生育时间的远近有关。通常时间隔得越久，母亲会忘记生养孩子的辛苦，而且中年家庭生活相对稳定，老大已经长大，种种因素叠加，都会激发中年夫妇的生育需求。

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的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综合二孩放开后各地媒体走访医院后的报道，想生二孩的女性年龄集中在35-45岁之间。

因此，随着二孩放开，大龄产妇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许多人口学家看来，全面二孩放开之后，卫计部门的工作应该从“控制型”转向“服务型”，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大龄妇女提供生育辅助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

中国家庭的生育选择和未来的计生政策将继续相互影响。人口学者还在研究扭转中国生育文化之策。梁建章在谈及如何扭转低生育率时说：“生育行为和养育机制有极大的惯性，尽快开始鼓励生育，可以在基数还算庞大，但也在快速萎缩的生育旺盛期女性中，塑造可持续的生育观念和模式，并建立和维持健康的养育环境，再通过她们影响到后面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