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授李井奎:警惕“内卷”让创新意愿下降

魏亚霖
2022-05-20 11:34:35
来源: 时代财经
我对于“内卷”真正担心的是,人们因此不再去想着创新,不再愿意承担风险。但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不断扩张、不断创新。如果“内卷”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创新意愿下降,市场就会出现萎缩。

2019年10月,李井奎赴美前,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话:“哈佛,我来了!美国,我来了!”

李井奎是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法律经济学。5月中旬,李井奎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表示,前往哈佛访学,是因为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对他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究感兴趣。

李井奎没有预料到,自己在哈佛担任访问学者的一年,会遇到新冠疫情的全面暴发。

2020年在美一整年,除了交流学术,李井奎还见证了美国大选、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社会撕裂、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

2022年2月,《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出版,这本书集结了李井奎在美一年的观察与思考,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和视角,提供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美国社会观察。

Snipaste_2022-05-19_18-36-03.jpg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谁是“多余的人”?

时代财经:书中,在《那些吃低保的美国人》一章,你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机制引发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倾向,最终会不会天然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多余的人?现在中国的一部分年轻人不再“打鸡血”,这是否属于“多余的人”现象?

李井奎:这里面讲的“多余”,更多是对市场来说的。凯恩斯在193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当时正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凯恩斯让我们展望100年之后即2030年的英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在他看来,到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需求就解决了,工作时间也会大大缩减等。凯恩斯的预言并不是都中了,比如说工作时间就没有减少,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基本的温饱。

凯恩斯的论点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围绕着生存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还认为,一旦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人类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事实上,他所说的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财富仍然是排在世界第一,但是美国民众在生活优渥后,好像没有能够很好地打发自己的人生,反而出现了吸毒、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

我也在思考:市场经济和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或者说,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

WechatIMG89.png《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 李井奎 著;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权方:湛庐CHEERS;出版时间:2022年2月

时代财经:你在《当美国梦遇到学区房》一章中提到,居住环境与儿童成长的存在关联。中国近年“鸡娃”“内卷”盛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李井奎:事实上,美国只有一部分中产阶层追求“学区房”,中国也差不多。当我回到县城里时,看到那里的“鸡娃”也没有很厉害。永远都是一小部分人在“鸡娃”,但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变大了,所以这个现象看起来比较明显。

对于“内卷”,我们首先要理解它的意思——在到达质变之前,因为资源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只好在低边际效率上展开竞争。

我小时候是在镇上长大,回到老家村子里的时候,非常惊讶地看到村民为了捡一个粪球打起来。那时候,老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天蒙蒙亮,然后就去捡粪球肥田。这个就是典型的“内卷”:对于有限的土地面积,农民只能选择精耕细作。

我对于“内卷”真正担心的是,人们因此不再去想着创新,不再愿意承担风险。但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不断扩张、不断创新。如果“内卷”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创新意愿下降,市场就会出现萎缩。

“团购”是特殊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时代财经:你怎么看待疫情严重时出现的“团购”“团长”现象,这能否称作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李井奎:根据科斯的经济学,理解任何经济现象,首先要去看的是它的约束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团购”“团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约束条件造成的。

我们可以想,在封城之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团购”经济形态?因为在那个时候,普通的交易成本是很低的,不需要有专门有一个“团长”来进行组织,不需要在群里大量沟通——这中间有大量的信息损失。所以,在正常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团购”这种形式。

正是在目前这种交易成本奇高的情况下,才会有像“团购”和“团长”这样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出现。

时代财经:有没有可能降低“团购”的交易成本呢?

李井奎:这个问题要两个层次讨论:第一,既有的政策不变下,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第二,既有制度能否改变。

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就有什么样的交易成本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交易成本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政策是给定的,那么政府采取“团长”“团购”这样的形式,已经他们能采取的最好的策略。如果基层组织的力量非常强大,可能也不需要团长。

如果说如何真正降低交易费用,那么要改变约束条件,回到此前所设定的政策和制度上去考虑。

时代财经:作为老师,你怎么看待疫情对于学生们的影响?

李井奎:我们现在是线下授课,但经常有学生过来说他/她要隔离了,然后让我们再开一个线上会议。教室电脑就可以直接开,这已经非常常见了。

疫情对于毕业生的求职影响也很大。我的4个研究生,目前为止只有2个找到工作。对于经济学研究生来说,在过去就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方面是博士的申请。我的一个学生,今年申请浙大博士时,报考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进入笔试合格的六十多人,最后只招10个人左右。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一代学生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本。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才能够感受到。

现代经济学像侦探

时代财经:能否介绍一下你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究课题?

李井奎:我国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了14年,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出发——如果说《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提高了所谓的“交易成本”(劳资双方进行谈判、交易的成本),那么企业家应该会选择其他的契约形式来替代企业契约。

现在出现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员,这就是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采取的市场契约形式。

我们的研究认为,如果《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那么更容易利用市场契约取代雇佣契约的企业,生产效率相对来说受影响较小;反之,如果企业不能够使用劳务外包,那么生产效率可能会下降较多。

但是,我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讨论劳动者的福利状况,因为这一块的数据比较匮乏。

时代财经:经济学和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有哪些不一样?

李井奎: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工作很像是侦探。对于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往往看到相关性就得出因果性结论。但是,经济学思维会告诉我们,这其中可能存在问题。

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名校,觉得进了名校,未来的收益就一定有保障了。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名校或者是教育本身,给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带来了增益?

比如说,那些能上名校的孩子,可能有更远大的抱负,可能本身智力比较高,可能家庭背景更好。所以,他们从名校毕业之后拿到更多的收入,很难说是因为名校还是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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