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 “我和鲁迅是一路人”

2009-12-25 19:16:1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没有明显的预兆，没有前呼后拥的仪仗，没有刻意的欢迎。3月21日，联合国世界诗歌日，79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悄然踱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并不轩敞的报告厅。在这里，有他与上海诗人的见面会暨其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发布会。

阿多尼斯曾这样自我评述：“我是一个农民。”此时，他正是以一个农民的朴素与谦逊走进人群。此后的3小时里，他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和缓地说话，温存地为读者签名。当然，阿多尼斯的职业并非农民，他卷曲狂野的灰白长发与聪慧执著的双眼，简略地标签出了诗人的灵性与思想家的犀利。

这个阿拉伯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奠基者，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仍在世的最伟大的诗人。他著有20多部诗作、10余本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是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著名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誉之为“当代阿拉伯诗歌的先驱”。

“美男子”的诞生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北部海滨一个小村庄。父亲是经济拮据的农夫。13岁之前，他未见过轿车，未听过收音机，也未进过学堂，只是在父亲的庭训下，诵诗学诗。一天，阿里在一棵树下恍然入睡，梦见自己写了一首诗，献予叙利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总统大为欣赏，问：“你想要什么？”“我想上学。”阿里回答。

奇妙的是，现实拷贝了梦境，一周后，14岁的他上学了，进了一家法国人管理的学校。两年内，他就熟谙法语，疯狂阅读法国诗人的作品。1950年，他毕业后并给自己更名为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是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爱人。阿里用真名向报纸投诗稿，却总遭退稿。某日，他随意翻拣手边杂志，窥见阿多尼斯的故事，便率意以此为笔名继续投稿。这次，他的诗发表了。当一个害羞的年轻农夫，穿着破旧的衬衫、长裤和过大的靴子出现在报社时，大家惊呆了。这副寒酸相实在和美男子相距甚远。终其一生，这个名字一直是阿多尼斯和朋友们打趣的主题。不过，这个名字日后却声名远播，现在，就连他106岁的母亲也叫他阿多尼斯。

此后，阿多尼斯去了大马士革大学研读哲学，毕业后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加入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经历囹圄生活的磨难。1956年，结束兵役后，阿多尼斯逃往黎巴嫩。奇迹再一次发生，就在他进入黎巴嫩国土5分钟后，叙利亚宣布全国总动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战争与阿多尼斯擦肩而过，他驻足于贝鲁特，一个对于阿拉伯诗人、流亡者、叛逆者而言充满活力的、世界性的安全港。这一年，他成婚，并入籍黎巴嫩。

向阿拉伯历史文化提问

在贝鲁特，他正式启动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对后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歌》杂志，这是一个阿拉伯实验诗歌和翻译欧洲诗歌的园地。“在这一时期，所有阿拉伯世界的诗歌都既是传统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阿多尼斯回忆，“我们想做到的，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对抗狭隘的种族观念，对抗文化的所有意识形态形式。尽管我们经常因为美国精神和其他‘罪恶’而被抵制和谴责，但今天每个人都承认，阿拉伯诗歌中所有真实的东西来自于《诗歌》。”因激进的反传统立场，《诗歌》第一期便在几个阿拉伯国家被禁，没几年就被迫停刊。

1968年，阿多尼斯另辟天地，与一些阿拉伯先锋作家一起创办《立场》杂志，以更激进的方式继续扬弃、革新阿拉伯文学传统，考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现实。“政治对于诗歌而言，就像眼睛里的草芥。”但，政治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存在，是知识分子的关怀所系。“我们的计划是向整个的文化和历史提问，而不仅仅是诗歌”，他说，“为了促进阿拉伯思想的更新。”

如果不是战争，阿多尼斯不会离开贝鲁特，选择如他所说的“流亡的地狱”。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一颗炸弹落在他的卧室，他和妻子当时呆在起居室，侥幸逃生。一年后，他在巴黎安家并拥有了法国国籍。对于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文学教授的中产阶级生活，“地狱”是一个太过强烈的词语。然而，阿多尼斯说，中产阶级的舒适，时刻伴随着流亡带来的孤寂与苦痛。他在诗中写道：“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他又说，流亡是诗人的宿命，“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哪儿有爱，哪儿有创造性的人，哪儿就是我的祖国。”

终生奋力打破“铁屋子”

阿多尼斯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老“愤青”的心。对于曾经灿烂，现在却趋于停滞的阿拉伯文化，他痛心疾首，甚至直斥其“反生命”。“什么是生命？朝着黄昏不停地行走。”他在诗中写道，“生命把人不断引向前方，而僵化的传统却是‘过去主义’的，把人拉回过去的一切，这是反生命的，扼杀了人走向前方、改变现实的冲动。”

“过去主义”是阿多尼斯创造的概念，指一种忠于已知，恐惧未知的顽固倾向。在他1973年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中，他着力批判阿拉伯传统中凝固与停滞的特性，认为只有以变化超越稳定，才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对此，文艺也能起独特的作用，“这个世界是座监狱，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捣毁它的四壁。”

阿多尼斯的批判是双重的，他不仅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对西方消费主义猛烈抨击。他1971年的诗《纽约的葬礼》，是对这个消费主义城市处于火焰中的想象。在诗中，一个无名的叙述者，在金融区和哈林区游荡，徒劳地寻找着沃尔特·惠特曼的幽灵，愤怒地想象着“东方的风”连根拔起摩天大楼，“云戴着火的项链”，“人们像眼泪一样融化”。9.11之后，阿多尼斯重读这首诗，他承认“这首诗吓住了我”。但他至今没放弃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批判。

在上海，阿多尼斯途经鲁迅公园，得知鲁迅的行迹和思想之后，他用一种惺惺相惜且不无得意的口吻说：“他和我是一路的。”他们两人终其一生都在奋力打破“铁屋子”。

阿多尼斯的批判性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最有争议的文化人之一，也给个人生活添了麻烦。有国家不允许他入境，沙特王子曾对他说：“不允许你入境有多种原因，但，我们都很尊重你。”因其犀利，他被人尊敬多过于被喜爱，但仍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这次到中国，就有许多在中国的阿拉伯人致电给他，阿多尼斯没有手机，许多电话打到了他的诗集译者薛庆国的手机上。“中国变了，除了万里长城没变，别的都变了。”距1980年随黎巴嫩作家代表团首次来中国已经20多年，阿多尼斯目眩于中国的改变，同时也有所保留。他说，回去后将细细咀嚼，让零星的看法成形，诉诸文字。

阿多尼斯诗选

对话

—“你是谁？你要选择谁，米赫亚尔？

你朝向何方—上帝，或魔鬼的深渊？

深渊远去，深渊又回来，

世界就是选择。”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魔鬼，

两者都是墙，

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觉者的困惑……”

祖国

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

我折腰；为我忘了为之洒落泪水的小径

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

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

我折腰；为被出卖、

在祷告、在擦皮鞋的孩子

（在我的国家，我们都祷告，都擦皮鞋）

为那块我忍着饥馑

刻下“它是我眼皮下滚动的雨和闪电”的岩石

为我颠沛失落中把它的土揣在怀里的家园

我折腰—

所有这一切，才是我的祖国，而不是大马士革。

“当所有言说者都陷于沉默，诗是唯一的言说者”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诗歌？

阿多尼斯：当哲学沉默时，当科学陷入迷茫时，当人类的一切知识因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吭声的时候，艺术，尤其是诗歌，仍然对未知的世界有话要说。当所有言说者都陷于沉默，诗是唯一的言说者。

人类的各种矛盾都可以集中到一点，而诗歌是巅峰。无论人类的心灵相隔多远，都可以通过诗歌来靠近。诗歌导致了人类文化、文明间的交流。

时代周报：多年来，你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提名人选，你如何看待诺贝尔奖？

阿多尼斯：我从来不关注诺贝尔奖，一切奖项都与我无关。我只关心如何写作，如何写出美丽的诗篇。一个诗人的价值不会因为获奖而提升，也不会因为不获奖而下降。

时代周报：你一直致力于推进阿拉伯世界的现代性，你认为诗歌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阿多尼斯：现代性意味着变革。任何社会变革只凭思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变革。诗歌不能改变制度，它只能提供新的观念，问题在于领导世界的人是否愿意接受新观念。

时代周报：你读过什么中国文学作品吗？

阿多尼斯：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诗歌，像李白和屈原的作品。我有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可能不准确。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建立在对世界充满智慧的思考、描述上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现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学的延伸，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我比较欣赏鲁迅，他身上有愤世嫉俗、改变现实的冲动。

时代周报：数字化时代会令你感到困惑吗？

阿多尼斯：我从未放弃对爱和自由的追求，放弃追求爱和自由等于放弃自身，如果放弃了自身，世界又有何用？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年轻人也不要放弃追求爱和自由。尽管今天的世界面临庸俗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但我反对把全球化看成程式化。在数字社会，仍然要追求爱与自由，而不是相反。

在全世界范围内，阅读的人都在减少，读诗的人也在减少。因为人在众多压力下感觉疲惫，需要休息，他们把文化视为小曲，视为电视屏幕，只需用眼，无须思考的东西。而诗歌是需要动脑、促人思考的，人们不想读折磨自己的东西。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诗歌的读者数量减少了，但他们的素质却提高了，质量的提高弥补了数量减少的缺陷。并且，诗的魅力、价值、重要性也都得到了提高。

时代周报：《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首次在中国出版，你如何理解孤独？

阿多尼斯：孤独是诗人的宿命，惟有孤独，才有诗人，但诗人不会止于孤独，他必须走向众人。我很高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译成了汉语，我认识了你们，你们也认识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