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数逾25万，确诊数破千万！疫情笼罩里约热内卢：一墙之隔，两种人生

黎若禧

2021-02-26 20:23:25

来源: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黎若禧

根据Worldmeter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月25日零点，巴西新冠死亡病例正式超过25万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感染人数超过1030万，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而根据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政府在2月24日发布的数据，该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0万人，死亡人数达18638，最近20天内有超过1000人死亡。

里约因此超过圣保罗市，成为巴西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面对新冠病毒，穷人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更差。

巴西是个贫富悬殊的国家。21世纪初，其衡量财富不均度最准确的参数值——基尼系数曾达0.6，高居世界第一。拥有约250个贫民窟的里约，正是巴西贫富不均社会的缩影。

疫情之下，穷人的死亡速度远超富人，在贫民窟与富人区一墙之隔的里约，正在上演着两种人生。

病毒不认识贫富，但是生活认识。

里约，社会活动家们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挖出坟墓，以此警醒政府和公众

“生活还要继续”

2020年4月，新冠疫情席卷整个巴西，死亡率一夜飙升。

当时，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不但和各州州长在疫情防控措施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还接连解雇了两任卫生部长。他甚至鼓励群众集会，无视疫情的严重性。

博尔索纳罗人称“南美特朗普”，他本人也对特朗普赞赏有加，视其为偶像。

去年5月中旬，特朗普曾表示他开始服用一种叫做羟氯喹的药物（原用于抵抗疟疾）作为预防措施，并称将向巴西捐赠200万剂该药物。博尔索纳罗欣然笑纳，坚持推广这种未经证实的疗法，并将羟氯喹称为“天赐之物”。

有趣的是，半个月后，该药物被证实并无预防作用，还可能对患者造成危害。

贾尔·博尔索纳罗似乎希望在巴西复制特朗普的一举一动

去年年底，巴西疫情出现二次暴发，但总统依旧抵制封锁措施。他在总统府外对媒体说：“我戴着口罩潜水，这样鱼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我了。”

于是，成千上万的里约居民挤在依帕内玛海滩上，互相拥抱，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海边公寓的维修工表示：“你根本挤不上海滩，而且那里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巴西海滩上挤满了人，庆祝新年到来，没有人戴口罩

海滩庆祝活动后7天，2021年1月7日，巴西的感染病例在一天内增加了1524例，死亡人数破20万大关。博尔索纳罗在直播时表示：“But life goes on（生活还要继续）。”

这位总统始终认为，该国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要大于疫情带来的风险。

博尔索纳罗将大量公共资金都花在了经济补救措施上，而不是用来投资疫苗和氧气，生活在贫民窟里的边缘人群完全被忽视了。在那里，人们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房屋密闭不通风，紧挨着彼此，日增感染病例居高不下。

卫生工作者从临时停尸房中抬出了新冠患者的尸体

“又停水啦！”

疫情暴发初期，里约贫民窟的居民普遍不关心。

2020年4月，法新社随机采访了当地居民，大多都认为“富人才会得这种‘富贵病’，我们穷人没事”。

某位巴西官员宣称“病毒疫情是从国外传来的”，最初“中招”的不是政客，就是明星。在贫民窟居民眼里，有机会出国的都是“富人”。

的确，疫情早期，大多数确诊病例都出现在富人区，确诊和死亡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2020年3月19日，里约贫民窟出现首例确诊。当时，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对此不屑一顾，总统曾将疫情称为“小流感”，再三拒绝公共卫生部门提出的实施封锁等建议，

同样的，巴西首名确诊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没有名字，没有背景，只出现了职业和模糊的身份。后来，人们知道了，这名患者叫贡萨尔维斯，直到去世后才被确诊新冠，她的老板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把病毒带给了她。

贡萨尔维斯去世后，当地卫生组织自行在街道进行消杀

不同的人生轨迹

到了去年8月，巴西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感染人数超过了300万人。

来自里约的罗德里戈·吉德斯和蒂亚戈·莱莫斯也在那时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

吉德斯住在里约最大的贫民窟——罗辛哈贫民窟，他在那儿经营着一家小眼镜店，而莱莫斯是一名医生，住在一墙之隔的巴拉达蒂茹卡富人区，是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的邻居。

莱莫斯鼻子上厚厚的眼镜片，也许就是在吉德斯的商店里购买的。

两个人年纪相仿，疫情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两人先后因为肺部衰竭被送进医院。

吉德斯进入了公立医院，那儿设备短缺、物资匮乏、人手不足，病人们不得不轮流使用仅有的吸氧装置；莱莫斯在媲美五星级酒店的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享受着私人医疗保险和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先进医疗系统。

里约热内卢的夜晚

“又停水啦！”

去年四月，吉德斯走在街上，路上的有声汽车在街上广播，告诉居民们“不要参加聚会”、“冠状病毒不是流感”、“待在家里”、“勤洗手”。

因为政府不作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参与到防控中，向公众进行宣传。他路过的教堂、酒吧、彩票店，到处都在播放广播，提醒人们注意个人卫生，吉德斯手上的传单越拿越多。

街坊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喝茶或者喝热水可以阻止病毒传播，有人说，教育部长都鼓励学生重返学校了，肯定没什么大事。

邻居和吉德斯打了个照面，邻居说：“又停水啦！”吉德斯笑了笑，水供应已经间歇停了好几个月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总统和州长总是有说不完的意见冲突，封城指令迟迟未下，但吉德斯发现，越来越多地区的居民被要求戴上了口罩。

由于总统坚持不实行封城政策，去年3月24日，贫民窟黑帮曾发布通告称，将从当晚8点开始在贫民窟核心区实行宵禁，并采取隔离管制，申明中写到：“如果政府不做正确的事，那正确的事就由黑帮来做。”

当地黑帮组织发布的告示

但黑帮之所以主动干预疫情防控，是因为疫情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这不过是牧羊人管控羊群的手段而已。有巴西网友对此写到：“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隔离中了。”

但还是有很多人像吉德斯一样不得不出门谋生。

2020年4月，在街道上消杀的卫生人员和尚未戴上口罩的居民

八月的一天，吉德斯从自己的眼镜店回家，突然控制不了地开始咳嗽，起初他不以为然，但咳嗽越来越频繁，他想：应该是感冒了吧。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吉德斯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开始疼痛，还发起了高烧，直到疼得撑不住了，他才迷迷糊糊地去了诊所，但医生告诉他没事。

从诊所回来后，吉德斯连续几天瘫在床上，全身无力，他的妻子简直不敢相信，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怎么会像一株蔫了的草，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妻子半拖半扶地带着他又去找了一位临床医生，这次，吉德斯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公立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吉德斯病怏怏地坐在一个角落，被迷茫和恐惧包围。

疫情期间，里约医院人满为患

“没关系，会过去的”

莱莫斯和他的妻子都是医生，他们在里约西部的一家私人医院工作，前几年H1N1流行病爆发时，莱莫斯曾在医院里帮忙。

新冠疫情暴发后，莱莫斯阅读了大量医学杂志和健康指南后得出结论：感染是无法避免的，但他认为，自己年轻且健康，即使感染了病毒也能够快速恢复。就像H1N1时期一样，他为感染做好了准备。

和妻子在家中的莱莫斯

莱莫斯竭尽所能地做好防护，然而，当他的咳嗽并没有改善时，他开始陷入焦虑。

他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无知。他一直将逻辑和理性当作信条，运用所学和才智思考复杂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多能超越自己的立场，但这次，他开始感到迷惑。

“我要死了。” 他和妻子朱莉安娜说。“没关系，会过去的。” 妻子回答。

他想起曾经来找他治疗的一家人，父母和儿子都感染了，父母被送进了莱莫斯所在的私人医院，儿子进了当地的公立医院。最终，一家人都不幸去世了。

未知的恐惧

“我丈夫无法呼吸了，有没有人帮帮我们！” 吉德斯的妻子在急诊诊所的走廊绝望地哭喊着。

吉德斯去年8月被感染后，病情突然恶化，诊所没有一个医生能来检查她的丈夫，妻子不得不自己跑去拿轮椅。

急诊中心一片混乱，卫生检查员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疫情应急计划，手套、口罩、消毒剂等物资急缺。里约热内卢护理委员会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决定取消优先护理患者的决策。

2020年8月，华盛顿邮报报道：“里约的医院里没有采取隔离措施，没人相信病毒的危险性很高。”诊所的卫生官员说，各地的医疗系统因为设备短缺而陷入了困境。

因为物资短缺，工人们在赶制医用防护服

里约热内卢市卫生秘书处发言人曾在去年6月表示，公共卫生网络已准备就绪，足以为任何在公共医疗机构的公民提供治疗。

然而，自疫情暴发至6月，市政系统仅为新冠患者增加了1,252张病床，其中248张为ICU病床，远远不够。

吉德斯没有被分配到病床，他被裹挟进了走廊的人流中。到处都是病人，所有人都呼吸困难。他呼入的是其他病人呼出的浑浊气息。这样的空气让他头脑发昏、双眼涨红。

氧气导管严重不足，病人们只得轮流使用，每半小时吸氧五分钟。

到达急诊中心后九小时，吉德斯终于上楼了，然而病房里也都是病人。他把手伸到床底试图拿起氧气导管，却发现它已经坏了。

那一晚，医院通知吉德斯的妻子，必须过了当晚，才能知道吉德斯是否还有抢救价值。

2020年8月9日，据美联社报道，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占用率已接近80％，而里约私人医院的占用率不足30％。

莱莫斯住在单人病房。他不知道自己被病毒完全侵蚀的速度有多快，但他的主治医师几乎随叫随到。医生们对他采取了多种治疗手段，提供了所有必需药品和心理辅导。主治医师还鼓励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当妻子来看他时，莱莫斯已经无法和她交流了。身为医生的莱莫斯知道，从气管插管到用上呼吸机，意味着生存机会直线下降。

当时，莱莫斯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妻子了。

疫情期间贫民窟里戴着口罩的小孩

“像被遗弃在路上的狗”

吉德斯在诊所呆了六天，终于稳定下来并转移到了一家医院。他和另外四名患者同住一间病房，他们的状况都很差。

护士说，如果患者需要帮助，只需要喊一声，但无论吉德斯喊了多少次，几个小时内都没有人出现。

有时，护士会冲进来把食盘扔下，而患者有时候根本就拿不到。吉德斯和他的病友们浑身疼痛，移动身体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工程。

吉德斯感觉，病人们像是“被遗弃在路上的狗”。但他也知道，这是因为护士们缺乏防护装备，害怕被感染。

据法新社报道，巴西在去年6月时的感染病例为39680例，其中有一半是医护人员。18000名护士被感染，其中死亡人数至少达181名，居世界第一。

公立医院的医生亚历山大·泰勒斯对此评价道：“见怪不怪了，有些患者因为饮食不好而出现了低血糖症状…但这么多员工被感染了，患者的基本需求根本无法满足。”

吉德斯摇晃着站起来，他拉近邻床病友的桌子，并帮助他为食物撒了些盐，然后问病友：“你想先吃什么？”

他的病友已经无力移动身体了，吉德斯决定帮助病友进食。

另一边，接受了长时间的治疗后，莱莫斯的病情迎来了好转，但作为医生，他无法说出为什么别人没有活下来，而他活下来了。

出院那天，莱莫斯来到海边，一切似乎都没变，人们一如既往地喝着酒，戴着口罩，享受着在里约热内卢美好的一天。但莱莫斯知道他必须尽快恢复工作，因为眼下公立医院接连倒闭，设备短缺，死亡人数正在飙升。

然而，总统还在批评封城抗疫太疯狂。

一墙之隔

吉德斯躺在病床上划着手机，看到了私立医院是如何为权贵们治疗新冠肺炎的，他说：“这根本不是我们在经历的事情。”

他想：如果自己去的是私立医院，这一切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贫民窟家中的吉德斯

吉德斯很清楚自己很穷，他生活在贫民窟最高处，可以远眺海边的豪华建筑，他非常了解自己拥有什么、没有什么。但他从来不仇富：曾经想要的一切他都有了——家人、房子外的海景和山景。他曾发誓永远不会离开贫民窟。

但吉德斯从没想过，无论是密闭不通风的房屋，还是公立医院的应对无能，贫民窟的一切都是疫情暴发的温床。

吉德斯最终康复了，回到家里后，他拥抱了许久未见的女儿。此后数周，吉德斯的妻子焦虑不安，无法入睡，在夜里不断地伸手检查吉德斯的呼吸。

吉德斯走上山顶，凝视着山下的景色，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漫山的贫民窟和海边的奢华灯景接壤。如此熟悉，这么陌生。

贫民窟和富人区仅一墙之隔

墙内墙外

巴西人有句老话：“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乃至南美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金融中心、旅游胜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滩和巴西最富裕的社区，以狂欢节和桑巴舞闻名世界。

但许多人不知道，和里约富人区仅一墙之隔的就是贫民窟。球王贝利就是在这里把铁罐头踢向世界的，但他不过是幸运的少数人而已。

山上是贫民窟，山下是富人区

巴西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前两任左翼总统虽着力整治，情况一度稍有改善，但基尼系数一直稳居全球前三位。

里约热内卢市城市化水平在95%以上，却有着约250个贫民窟，占该市620万人口的23%。

贫民窟群体成了政府避而不谈的禁忌话题，边缘群体的声音得不到倾听和尊重，暴力、毒品交易和各种堕落在这片温床中迅速滋长，黑帮取代政府成了规则的制定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曾推出“贫民窟根除政策”，试图规范住房，将贫民窟居民转移至公共住房中，并为此规划了一块住房区，命名为“上帝之城”。

1968—1976年间，约10万人被强制迁出了位于里约南区的贫民窟，但最终因政府腐败和投资不足，这些住房项目又成了新的贫民窟。

最终，2009年，里约市政建设部门在贫民窟周围修建混凝土墙，称此举是为了“保护森林”。当年年底，巴西建造了长达11公里、包围了19个贫民窟区域的“生态屏障”。但与其说是保护森林，这更像是把贫民窟隔离起来，保护其余居民远离贫民窟。

贫民窟周围修建的混凝土墙

虚伪的外表掩盖不了事实，围墙是巴西贫富分化的又一大污点，墙内墙外是两个世界。这些围墙是贫民窟的起点，也是地图的终点。

十年前，在谷歌地图上，围墙内的平民窟显示的是一片空白地带，只看得到其中0.001%的棚户区，出租车司机仅愿意将乘客载到这些空白的边缘。

贫民窟的居民和他们的土地一起，就像一片“空白”，被关在围墙中的居民，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统治和管理体系。

贫民窟的临时房屋在山坡上无序生长，鳞次栉比，成为边缘人群一生的居所，这里的社会准则自成一体。由于政府疏于管理，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根据数据资讯网站Numbeo在2021年2月更新的数据，里约的犯罪率为90.35%，白天上街的安全指数仅33.58/100，晚上该指数飙升为12.37/100。

上帝俯瞰着的这座城市，日夜涌动着地下交易和贩毒暗流。

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里约热内卢基督像

贫民窟里的黑帮越俎代庖，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 还宣称能为居民们提供“保护”。在黑帮控制的街区，天然气价格通常要贵 50%。当地的商铺无论大小，每个月都要付15 到 50 美元左右的保护费，如果不交的话，店铺会被抢劫或者纵火。

“水都没有，拿什么洗手”

《华盛顿邮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已经成为衡量巴西贫富差距的一项新指标。在贫富悬殊巨大的巴西，穷人的死亡速度远高于富人，他们所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差异。

重症监护患者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的病亡几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的三倍；与富人区相比，贫民窟的疫情传播率高出两倍。

疫情也凸显了巴西公共医疗体系的缺陷。

《华盛顿邮报》指出，巴西的公共医疗体系曾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奇迹，能够为超过1.5亿巴西人提供医疗服务。即便如此，这一体系依然无力抵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去年七月底，巴西重症监护学会的数据显示，巴西公立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超过了50％，而在私立医院，这个数字是29％。

数据来源：巴西重症监护学会

《华盛顿邮报》指出，巴西公共医疗体系长期存在效率低下、应对不足等问题，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报道中写道：“由于管理混乱，巴西卫生部无法妥善使用资金，病毒在巴西肆虐，而卫生部只部署了抗疫预算的三分之一。”

由于卫生条件非常糟糕，巴西很多地方连洗手的自来水都没有。

根据巴西国家税务局2020年的数据显示，整个巴西约有 4000万人无法获得公共供水，约 1 亿人生活在没有污水处理的地方。

里约贫民窟一位官员直言：“自来水隔三岔五停一次，光用来喝都不够，我们拿什么洗手。”

山坡上“爬满了”贫民窟的临时住房

里约的非政府组织“Viva Rio”在2020年5月曾公布一组数据显示，里约贫民窟社区中，感染新冠病毒的居民里有75.5%没有就医；新冠肺炎死亡者中有10%在家中去世，并未得到任何医疗援助。

当地非政府组织义工指出，贫民窟里的多数人没有正式工作，也得不到像样的社会福利，要填饱肚子就必须出门。

“当疫情来临时，他们只能在‘在家饿死’和‘出门染疫’之间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