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开拖拉机挺进新德里, 莫迪“大国蓝图”遇阻

2021-01-28 20:44:40

时代周报记者 谢洋

当阅兵式的礼乐在总统府和印度门之间的国家大道上响起时,印度农民的抗议队伍已经推进至“共和日”庆典现场的3公里之外。

当地时间1月26日,经历了与政府45天的僵持与多轮谈判后,印度农民反对农业改革法案的抗议活动进入高潮——在城外驻扎已久的抗议者们驾驶着拖拉机,突破了警察设置的路障、催泪弹和防爆警棍等封锁,闯入了首都新德里的心脏。

BBC现场视频

农民协会Krantikari Kisan联盟主席帕尔(Darshan Pal)表示,原定于2月1日进军议会的计划,由于冲突的升级被迫取消了。但抗议活还将继续进行,并于1月3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公开集会和绝食抗议。

另一边,参加完庆典活动后,莫迪便已早早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除了推特上的节日问候,对首都当天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这位怀有“大国雄心”的印度总理早在2019年大选时便提出,将在五年内向贫困的农民及农业方面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助,也承诺过在2022年之前让农民的收入翻倍,但现实的困境却在不断消解农民对于印度政府的信心。

尤其是新冠大流行降临后,这张建设蓝图也变得苍白无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印度人均GDP至少要到2022年底才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新德里街头的拖拉机轰鸣终会消散,但莫迪的漫长战役才刚刚开始。

难以调和的农产品价格

冲突的导火索是去年9月份印度议会联邦院通过的两份法案,即《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加上此前的《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全面放松了印度政府对农作物价格的管制。

这意味着,印度农民此后可以拥有定价自主权,可以自由向所有买家以任何价格出售农产品,且免除手续费和课税。

此前,印度在农业领域的政策始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几十年来,农民必须在州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的拍卖会上对买家出售他们的农作物,买家是拥有牌照的中间商,再由他们将拍得的农产品分销往各地;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对大米,小麦,洋葱等23种必需品作物设定了最低价格(MSP),一般比生产成本高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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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收购和销售模式被称为“曼迪斯体系”,并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印度重要产粮区扎下深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邦便是此次围城抗议的主力军。

经过多年发展,“曼迪斯体系”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结构失衡、中间人贪污腐败、农业可持续发展危机等问题,也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了沉重负担——莫迪上台后为了争取农民支持,已经推出过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项目,甚至还提出将MSP提价到成本150%。

问题是,经历了过去一年的疫情打击,印度经济正面临1952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2020年前三季度印度GDP累计下降9.3%。截至今年年初,政府债务已经突破1.1万亿美元。

因此,站在莫迪政府的角度,此次改革既有利于未来长期的开源节流,又能改造整个农业生态的沉疴,同时也符合莫迪一贯强调的市场化方向。

法案推出后,印度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Singh Tomar)就曾表示,减少这些农产品交易障碍,能确保农作物的合理价格和利润,还能促进投资和农业科技的进步。

只是这些旨在放宽农产品销售、定价和存储规则的法案,农民们并不领情。在印度6亿多的农民中,就有86%为耕地小于2公顷的小农和边缘农民,在他们看来,即使此前在“曼迪斯体系”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也好过直接面对具有垄断能力的大企业和财团,一旦没有中间人和政府,自己将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早在2006年,比哈尔邦实施农业自由化改革后,作为资本方的粮食贸易商囤货居奇的行为已是前车之鉴。

不难看出,冲突的根源仍是印度农民对摆脱泥沼的渴望。

农业政策专家德文德·夏尔马指出,几十年来,印度农民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印度超过一半的农民负债;印度政府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旁遮普邦农民自杀人数增加了12倍以上;在2019年的洋葱危机中,农业贸易专家钱德拉施卡曾表示,印度政府花在刺激价格上涨的开支,原本可以用于兴建存储用的基础设施,“但政府并不热衷于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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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洋葱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在吸引外资、制造业崛起、探索太空、大国形象打造等方面始终尽心尽力,但在处理农业问题上仍不免带有歧视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莫迪那些对农民画过的饼遥遥无期,逐步耗尽了抗议者的耐心。历史原因、疫情冲击下的艰难求生、叠加对莫迪政府信任危机等因素,最终导致了这场进军新德里的抗议。

漫长博弈

围城与暴乱真的能够阻挡这位政治强人的改革铁腕吗?

此前农民团体和国内反对派就曾质疑法案没有经过讨论就仓促通过,并怀疑莫迪和人民党是为了获取政治选金,才为大企业输送利益。

事实上,这只是莫迪一贯的执政风格——要知道,当年莫迪毫无征兆地在电视上宣布“废钞令”时,这一计划除了少数心腹,甚至连总理内阁都不知晓,一时间所有依赖现金的金融活动几近瘫痪,成千上万的民众挤在银行门口,这些都未能动摇莫迪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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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次莫迪要处理的麻烦还有很多。

一方面是反对党及“曼迪斯体系”中诞生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团体。早在去年12月,莫迪在发表讲话时将抗议活动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他的反对党,并指出农民们是“受人误导了”——“所有这些支持农民抗议的人,他们掌权时做了什么?”、“那些具有政治动机的人正在从农民的肩膀上开枪”、“根本没有人把重点放在有争议的法律上”

与此同时,莫迪表示,印度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名为“10点计划”的提议,向中央邦350万名农民发放了1600亿卢比的补助,所有的农民都会得到补偿,政府将修改农业改革法案有争议的部分,满足农民的需求;此外,印度最高法院在本月初还裁定搁置上述三个新法案,并组建调解委员会帮助政府与农民工会展开谈判——不过抗议者认为这只是莫迪的“缓兵之计”,他们的根本要求依旧是彻底废除这三个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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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印度农民驻扎在新德里郊外,准备抗议

当天,印度联邦部长雅瓦德卡尔在接受采访时,强烈谴责了暴力事件,指责国大党领袖甘地在激怒农民,助长抗议活动,试图在印度制造动荡,“煽动这件事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

有意思的是,在1月26日的抗议活动中,已经有部分运动领导者哀叹事件的暴力转向,他们认为这将是对莫迪的利好;印度“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事后发声明宣布退出示威行动,谴责有“反社会因素”渗透进原本和平的运动中,并呼吁农民停止类似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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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旁遮普邦能够作为此次抗议主力,除了是重要产粮区之外,还是印巴分裂的伤痕之地,除了宗教冲突,还有分裂势力,比较突出的就是锡克教的“卡利斯坦运动”。卡利斯坦运动的目的是重建一个锡克人国家,其所设想的卡利斯坦国涵盖今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等邦的部分土地。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该运动曾达到高潮,现在则多以小规模的抗争出现。

在这次抗议中,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状态,此外,锡克教徒在海外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多数居住在海外的印度锡克教徒出自国内的农业家庭,他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印度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声援国内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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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日,莫迪意外造访了新德里的一座锡克教寺庙,跪下表示敬意,试图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局势

在1月26日的暴乱中,数百名农民冲破了德里标志性建筑红堡的外墙,其中就有锡克教徒爬上旗杆,插上了“卡利斯坦运动”的旗帜。广场上的人群随即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而不远处,印度的三色旗正随风飘扬。

《印度时报》评论指出,锡克教徒与农民抗议者联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些人一旦武装起来,印度有可能会陷入内乱。

编辑 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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