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兵式的礼乐在总统府和印度门之间的国家大道上响起时，印度农民的抗议队伍已经推进至“共和日”庆典现场的3公里之外。
当地时间1月26日，经历了与政府45天的僵持与多轮谈判后，印度农民反对农业改革法案的抗议活动进入高潮——在城外驻扎已久的抗议者们驾驶着拖拉机，突破了警察设置的路障、催泪弹和防爆警棍等封锁，闯入了首都新德里的心脏。
BBC现场视频
农民协会Krantikari Kisan联盟主席帕尔（Darshan Pal）表示，原定于2月1日进军议会的计划，由于冲突的升级被迫取消了。但抗议活还将继续进行，并于1月3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公开集会和绝食抗议。
另一边，参加完庆典活动后，莫迪便已早早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除了推特上的节日问候，对首都当天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这位怀有“大国雄心”的印度总理早在2019年大选时便提出，将在五年内向贫困的农民及农业方面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助，也承诺过在2022年之前让农民的收入翻倍，但现实的困境却在不断消解农民对于印度政府的信心。
尤其是新冠大流行降临后，这张建设蓝图也变得苍白无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印度人均GDP至少要到2022年底才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新德里街头的拖拉机轰鸣终会消散，但莫迪的漫长战役才刚刚开始。
难以调和的农产品价格
冲突的导火索是去年9月份印度议会联邦院通过的两份法案，即《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加上此前的《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全面放松了印度政府对农作物价格的管制。
这意味着，印度农民此后可以拥有定价自主权，可以自由向所有买家以任何价格出售农产品，且免除手续费和课税。
此前，印度在农业领域的政策始终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几十年来，农民必须在州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的拍卖会上对买家出售他们的农作物，买家是拥有牌照的中间商，再由他们将拍得的农产品分销往各地；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对大米，小麦，洋葱等23种必需品作物设定了最低价格（MSP），一般比生产成本高50%左右。
这一收购和销售模式被称为“曼迪斯体系”，并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印度重要产粮区扎下深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邦便是此次围城抗议的主力军。
经过多年发展，“曼迪斯体系”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结构失衡、中间人贪污腐败、农业可持续发展危机等问题，也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了沉重负担——莫迪上台后为了争取农民支持，已经推出过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项目，甚至还提出将MSP提价到成本150%。
问题是，经历了过去一年的疫情打击，印度经济正面临1952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2020年前三季度印度GDP累计下降9.3%。截至今年年初，政府债务已经突破1.1万亿美元。
因此，站在莫迪政府的角度，此次改革既有利于未来长期的开源节流，又能改造整个农业生态的沉疴，同时也符合莫迪一贯强调的市场化方向。
法案推出后，印度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Singh Tomar)就曾表示，减少这些农产品交易障碍，能确保农作物的合理价格和利润，还能促进投资和农业科技的进步。
只是这些旨在放宽农产品销售、定价和存储规则的法案，农民们并不领情。在印度6亿多的农民中，就有86%为耕地小于2公顷的小农和边缘农民，在他们看来，即使此前在“曼迪斯体系”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也好过直接面对具有垄断能力的大企业和财团，一旦没有中间人和政府，自己将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早在2006年，比哈尔邦实施农业自由化改革后，作为资本方的粮食贸易商囤货居奇的行为已是前车之鉴。
不难看出，冲突的根源仍是印度农民对摆脱泥沼的渴望。
农业政策专家德文德·夏尔马指出，几十年来，印度农民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印度超过一半的农民负债；印度政府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旁遮普邦农民自杀人数增加了12倍以上；在2019年的洋葱危机中，农业贸易专家钱德拉施卡曾表示，印度政府花在刺激价格上涨的开支，原本可以用于兴建存储用的基础设施，“但政府并不热衷于解决问题。”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洋葱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在吸引外资、制造业崛起、探索太空、大国形象打造等方面始终尽心尽力，但在处理农业问题上仍不免带有歧视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莫迪那些对农民画过的饼遥遥无期，逐步耗尽了抗议者的耐心。历史原因、疫情冲击下的艰难求生、叠加对莫迪政府信任危机等因素，最终导致了这场进军新德里的抗议。
漫长博弈
围城与暴乱真的能够阻挡这位政治强人的改革铁腕吗？
此前农民团体和国内反对派就曾质疑法案没有经过讨论就仓促通过，并怀疑莫迪和人民党是为了获取政治选金，才为大企业输送利益。
事实上，这只是莫迪一贯的执政风格——要知道，当年莫迪毫无征兆地在电视上宣布“废钞令”时，这一计划除了少数心腹，甚至连总理内阁都不知晓，一时间所有依赖现金的金融活动几近瘫痪，成千上万的民众挤在银行门口，这些都未能动摇莫迪改革的决心。
只不过，这次莫迪要处理的麻烦还有很多。
一方面是反对党及“曼迪斯体系”中诞生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团体。早在去年12月，莫迪在发表讲话时将抗议活动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他的反对党，并指出农民们是“受人误导了”——“所有这些支持农民抗议的人，他们掌权时做了什么？”、“那些具有政治动机的人正在从农民的肩膀上开枪”、“根本没有人把重点放在有争议的法律上”
与此同时，莫迪表示，印度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名为“10点计划”的提议，向中央邦350万名农民发放了1600亿卢比的补助，所有的农民都会得到补偿，政府将修改农业改革法案有争议的部分，满足农民的需求；此外，印度最高法院在本月初还裁定搁置上述三个新法案，并组建调解委员会帮助政府与农民工会展开谈判——不过抗议者认为这只是莫迪的“缓兵之计”，他们的根本要求依旧是彻底废除这三个法案。
2020年末，印度农民驻扎在新德里郊外，准备抗议
当天，印度联邦部长雅瓦德卡尔在接受采访时，强烈谴责了暴力事件，指责国大党领袖甘地在激怒农民，助长抗议活动，试图在印度制造动荡，“煽动这件事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
有意思的是，在1月26日的抗议活动中，已经有部分运动领导者哀叹事件的暴力转向，他们认为这将是对莫迪的利好；印度“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事后发声明宣布退出示威行动，谴责有“反社会因素”渗透进原本和平的运动中，并呼吁农民停止类似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旁遮普邦能够作为此次抗议主力，除了是重要产粮区之外，还是印巴分裂的伤痕之地，除了宗教冲突，还有分裂势力，比较突出的就是锡克教的“卡利斯坦运动”。卡利斯坦运动的目的是重建一个锡克人国家，其所设想的卡利斯坦国涵盖今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等邦的部分土地。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该运动曾达到高潮，现在则多以小规模的抗争出现。
在这次抗议中，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状态，此外，锡克教徒在海外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多数居住在海外的印度锡克教徒出自国内的农业家庭，他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印度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声援国内抗议活动。
2020年12月20日，莫迪意外造访了新德里的一座锡克教寺庙，跪下表示敬意，试图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局势
在1月26日的暴乱中，数百名农民冲破了德里标志性建筑红堡的外墙，其中就有锡克教徒爬上旗杆，插上了“卡利斯坦运动”的旗帜。广场上的人群随即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而不远处，印度的三色旗正随风飘扬。
《印度时报》评论指出，锡克教徒与农民抗议者联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些人一旦武装起来，印度有可能会陷入内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