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共产党员伊莎白一个世纪的中国烟云

2014-03-07 10:41:4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伊莎白和大卫都是共产党员，很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对毛泽东那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这一派很“左”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

特约记者费丽婷

旧版《倚天屠龙记》结尾处有个颇为动人的细节：张三丰想起郭襄，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讲述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的故事时，也有这样的穿越感。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Hockey）都是加拿大传教士。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由于帝制瓦解，孙中山等不少革命党人曾有基督教的背景，西方传教士预测，中国社会将出现“基督化”。在这种氛围下，伊莎白的父母来华传教，并在成都结婚。

虽然生在中国，但从小接受加拿大学校教育，伊莎白的中文并不太好，“那时的中国，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认为中文会成为重要的国际语言。”那时她也不会预料到，未来的一生都将和中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兴隆场

相比不谙世事的幼年，在四川兴隆场的人类学调查更像是她中国故事的开端。

1938年，伊莎白23岁。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了中国。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使当地百姓免于受苦。伊莎白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来到了兴隆场。她的任务是和同事俞锡玑一起进行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

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们穿着朴素的蓝色外套，脚踩一双草鞋，在兴隆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家访。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调查工作不利，政府强行征粮、征兵，四处匪患猖獗，搞得农村地区人心惶惶。她们还不得不随身带上木棍，以驱赶村民家中豢养的猛犬。几个月后，当地百姓已将她们视为既无恶意也跟政府毫无瓜葛的老熟人了。

“采访主要是锡玑主导。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工作者，善于聆听别人的倾诉，也很接地气，当地农民都不知道她来自上层的背景。”俞锡玑是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俞同奎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后在协和医院医疗社会服务部工作。

晚上回来，伊莎白负责把当天的调查材料用打字机记录下来。在那个只有英文打字机的年代，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她们的女性身份也为调查带来了便利，“没人会把我们当成威胁，妇女们都很爱和我们聊天，男人们也不在意我们。”她们发现，户主或年轻男人通常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很乐于和她们攀谈。至于妇女们，尽管受到性别上的歧视，但女人们并非足不出户，而是处理内外事务的一把好手，有时候是更好的谈话对象。久而久之，伊莎白等人的住所和办公地方在当地妇女眼中成了一个类似茶馆的去处。

用伊莎白的话来说，她们的谈话内容“漫无边际”，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一时的兴之所至。从耕地数量到婚丧嫁娶，从病人对鬼神的看法到秘密会社哥老会，都成为家访的话题。而不管走到哪儿，生计艰难始终是每一位谈话者最关注的问题。

合作社的失败

调查过程细致而漫长，而食盐供给合作社最终的失败却是她们始料未及的。

1941年10月，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五个月，入社的成员被原先的食盐垄断商“夺”了回去。因为这个合作社实验触怒了当地哥老会的“三爷”。这个被伊莎白称为“evil man”的富商，当选了合作社主任，打着合作社的招牌，哄抬盐价，囤积居奇。办合作社的宗旨从此在乡民眼中大打折扣。

“当初，由于缺乏经验，我们求援于晏阳初，借来了两位有经验的干事，才组建了合作社。如今，我们不得不再次借助这两位干事关闭了合作社。”伊莎白等为降低盐价所做的种种打算也随之泡汤。

“至于这一幕的背后曾有哪些秘密交易，就不是我们还嫌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来的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

若干年后，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谈到这段历史时，将它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打量。“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更重视城市工作，共产党是农村包围城市。事实上，国民党政府里也有不少人对乡村建设很重视，怎么改革镇政府、乡政府，他们做了各种实验，比如上世纪30年代就颁布了一个合作社法。一些知识分子坐在城市里，满腔热情想做好事，问题是他们比较脱离群众，所以做的实验不成功。他们的基础不是劳苦大众，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所以‘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他们不敢做。”

战争年代的乱象和合作社的失败，让伊莎白更深刻地感受到农村社区在战争中经受的痛苦和变迁。“那个年代，中国好像一直在打仗、打仗—开始是军阀，然后是内战，接着是日侵，完后又是内战。大部分人都很穷，人均寿命只有36岁。1949年以后，国内没有战争了，跟解放前是个明显的对比。”这段经历对她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投身中国从事教育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很难说清。

传教士之女投身共产主义

年轻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伊莎白对自己的信仰很迷惘。

“我母亲是基督徒，她很努力地想改善民生。她有自己的目标，但我没有，只是觉得很多事情都很有趣。我给她写信，问她是什么让你决定服务人民？她寄了一些基督教的材料给我，我看过之后，并没有被触动。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信仰，但基督教并不是那个答案。”

“直到我遇见David。”

1940年，兴隆场的合作社实验期间，伊莎白回到成都探亲，结识了当时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大卫是英国记者，曾加入过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2年，为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伊莎白和大卫分别在英国参加了加拿大妇女军团和英国皇家空军，并在大卫的祖国英国结了婚。

“遇见David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伊莎白的眼神温柔而坚定，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老年Rose。

“我母亲总是说，她成为共产党是跟我父亲分不开的。”但柯马凯有时很好奇，如果没有遇见父亲，母亲还会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其实应该也会。我姥姥、姥爷都是传教士，那时成都的传教士圈子里有亲共的，也有反共的，但我姥姥、姥爷最要好的朋友圈子里还是亲共的人比较多。所以即便我爸没出现，我想我妈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条路。”

“百分之三百”的中共拥护者

1947年，伊莎白和大卫回到了中国，在冀南太行山区一个叫做十里店的村庄考察，记录了当地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后来出版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年）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79年）。

调查结束正准备启程回英国时，柯鲁克夫妇意外地接到了邀请，在解放区新成立的外事学校教授英语。他们曾亲眼目睹共产党的工作组如何帮助农民翻身，在他们看来，这是“报答主人盛情”的好机会。

不到半年，这所外事学校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迁入北京，并一步步扩建成了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伊莎白和大卫都是共产党员，很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对毛泽东那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这一派很“左”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柯马凯回忆，“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当时的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柯马凯和很多同学一样，加入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他回想起来，觉得政治敏感、有背景是他们成为红卫兵的两个因素。

即便如此，这个“左派”家庭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由于被怀疑是间谍，大卫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五年，经历了单独监禁和审讯，与家人基本失去了联系。伊莎白也在学校里被隔离审查了三年。

从不对中国失望

但事后，大卫和伊莎白都不认为中国应该为“文革”时期的暴行负责。大卫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973年被释放。老朋友和新朋友都问我，在‘中国人’如此对待我后，我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的回答是，如此待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的敌人。”

我问伊莎白，那段经历后，是否对中国失望。

她说，“Never.（从不）”。

她甚至珍惜能够直接见证中国这段重要历史的机会，“我是一个社会学家。要想社会发展，不能老墨守成规，想进步就要拿出新东西，需要很多试验。既然是试验，就不可能保证都成功，那么多种不同的路线，出现错误是难免的。拿活人做试验，就会有牺牲，但也不能不做。”她形容毛泽东是“社会学界的牛顿”。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年过花甲的伊莎白和俞锡玑终于再次踏上兴隆场的土地。“我一退休就提出申请去四川，探访之前我们访问过的那些人，也看看1940-1941年间那些曾在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的命运。”伊莎白指着照片上的中年妇女对我说，当年她还只是个小女孩。

这几次重访让她们对早年的社会调查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回到北京后，伊莎白开始着手整理这些久被遗忘的资料，到了90年代基本整理完毕。随后，伊莎白和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历史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再次回访兴隆场，着手合作写作一部更为专业、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涉及中国抗战时期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话题。这部著作2013年8月终于在美国正式出版，名为《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兴隆场的困惑：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和伊莎白一样，它也经历了太多曲折。

“中国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采访伊莎白前，我一直很忐忑。这是一位98岁的女士。而她在中国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足以配得上她惊人的寿命长度。

2014年2月的一天，北京雾霾浓重。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区楼下，看见了散步回来的伊莎白和她60多岁的儿子柯马凯。柯马凯说话带着非常地道的北京腔，很难和那张深目高鼻的异国脸庞联系到一起，而伊莎白跟我却很少说中国话，大多数时候说的是英文。那是上午10点，她推着轮椅，缓慢地走着。

我看过伊莎白二十几岁时的照片，有一种英气和俊美。如今她身体已变得迟钝，她家住在三楼，每上半层楼都要坐在椅子上歇一会儿。

她可能确实老了，但丝毫不显得疲惫，举手投足仍有学者风范。当回忆某些事的时候，她眼神会亮起来，依稀能看出年轻时候的模样。

数十张表格、一堆散乱翔实的日志，以及当时写的家信和难忘的回忆，是兴隆场的那段经历给伊莎白留下的全部。当她离开四川后，这些资料就被束之高阁了。四川一度是外国人的禁地，伊莎白也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故地重游。

采访结束后，我问伊莎白她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她没有说什么养生之道或是心灵鸡汤，而是说，因为我住在单位里，能经常和同事们见面聊天。

从工作到退休，伊莎白已经在北外生活了60多年。她家的布置就像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家里那样，有着从过去那些年代一路走来的印迹，墙上还挂着周恩来的画像和字。只是书架上的各类英文书籍，还提示着她外国学者的身份。

说“外国学者”也并不准确，以伊莎白和中国的渊源，她甚至比很多中国人更“中国”。她不太在乎国籍的观念，“共产党讲究的是国际主义”。至于她和中国的关系，“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试验，有意义，也很有趣了！”

人们常把生长在美国的华人戏称为“香蕉人”（外黄内白），其实反过来，生长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伊莎白的一家正是这样，在中国扎下了根。

说起中国，她的三个儿子说，“中国丰富了我的人生”“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有所作为”“我和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孙辈则认为“中国是个家”。“中国是我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孙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