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教育改革，有些“民意”不能“尊重”

2013-10-31 02:19:3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最近，北京市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并取消小学三年级前英语课程的举措引起网民热议。人们对应试教育的怒火也找到了集中发泄的契机，甚至一发不可收拾，由“英语滚出高考”蔓延到了“数学滚出高考”，“英语无用论”发展到了“数学无用论”，最受热捧的吐槽是“莫非我要用函数去买菜”？新浪微博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数学是否应滚出高考的民意投票，结果显示70%以上的网友支持取消高考数学。

教育平权中的“民主”想象

由于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等原因，中国人对民主的适用范围与限度的认识，向来有颇多混乱。比如，有一种“泛民主”的错误想象，认为最好一切有争议的社会公共问题都拿来由人民一人一票来决定，这才是最好的决策。这种想法，往往是基于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即认为“人民”意志不但在政治上最正确，而且是最科学、最有智慧的，“永远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这种想法在古希腊那些民主城邦里，勉强说是合理、可行的，因为那里的社会生活极其简单，公民之间的知识水平、经验阅历都分化不大，对争议问题，“集体的智慧”应该是最好的评判者。但现代生活十分复杂，许多公共问题尽管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但却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并有专门的关注与钻研才能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判断。这就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有热心做到的。

现代民主国家一般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即民众只管着选出总统，或者奥巴马，或者麦凯恩，这个选择难度不大，而且大多数民众也有热心去比较、思考这两个人哪个更合适。选出总统后，由这个精于政治的人去任命各方面的专家来组成政府班子，比如选择精通金融的人来当财政部长，精通教育的人来当教育部长，精通司法的人来当司法部长，等等，这些人再选择相关的专业人士，层层任命组成各种公共管理机构，来具体治理国家。

也就是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其实是“民意治国”与“专家治国”的结合。民意与专家各司其职。“民意”通过大选、议会等长效、间接机制来监督“专家”，不能过分随意地干预专家。“专家”应该保持专业性与相对于民意的独立性，不应无原则地迎合民意。民意的表达往往具有情绪性、短效性、波动性，而专业精英的研究、决策则往往更具长远性、稳定性，二者保持均衡，国家、社会才能良好地发展。如果任何有争议的公共问题都诉诸民意来定夺，就可能产生许多缺乏科学眼光与长远考量的错误决定，一时痛快，但最终伤害了人民利益。

70%的人赞成“数学滚出高考”就是这样一种情绪性、发泄性的民意表达。“抛开一时的情绪，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心里清楚，数学绝不只是用来数钱、买菜的算术，那只是数学最原始、最初级的功能。数学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基础，没有数学的进步，没有近代以来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等等的发明，就没有我们现在拥有的科技与财富的绝大部分，就不会有现代文明。数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恰如空气之于我们，看不见，但缺不了。数学当然不能废除，除非我们要毁弃现代文明，回归荒蛮时代。

就教育来说，对数学一定程度的了解不仅仅是现代学生必须具备的知识素养，它还是人才选拔、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人才选拔的主要尺度。因为没有良好的数学能力，就不可能学好绝大部分的理工学科以及经济、管理等学科，要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期望做出新的发现，甚至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数学天分。

既然数学是高层次科技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尺之一，那么数学的教育与考核也就不能停留在素质教育的水平上，必须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区分出考察对象能力、天分的高低。这样的后果就是现代几乎所有受过完整教育的人，在漫长的学生时期，自己数学能力的极限都被充分暴露出来，每个人在这方面都不会轻松，都感受过吃力、困难，数学天分不好的同学更是苦不堪言，于是网上“说说自己受数学虐待的那些罄竹难书的往事”，引来大家“声泪俱下”的吐槽，以及“数学滚出高考”的控诉。这样的“民意”当然当不得真，不能“尊重”。

数学之苦，具有“普世性”，全世界的同学都大有苦衷，中国由于应试教育甚烈，加重了这个苦头。但没有应试教育，学数学，也不会变成件轻松的事，因为这是高层次人才的选拔标准，是比极限的。应试教育一取消，所有学习就像读金庸小说那样充满乐趣，日日精进，这样的幻想肯定会落空，到时候，恐怕还是如网友调侃的：学霸还是学霸，学渣还是学渣。

本末倒置的人才选拔标准

网友要求英语“滚粗”的理由，从“教育科学”的角度看，比数学的理由要理直气壮得多。首先，英语在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实比较怪异。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教育体系里，数学既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又是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没什么疑义；而第二语言，对一般国民来说，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就行了，只有对极少数要从事外事与外语教学研究的人，才应把它作为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如果把外语像数学那样作为各门学科普遍性的人才选拔标准，甚至本学科的标准反而不重要了，英语喧宾夺主，成为主要的选拔标准，这就有些荒诞了。

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诞现象在当代中国实际上很普遍。比如考研考博，专业课往往大家分数都差不多，英语“过不过线”就成了录取的主要依据。某央视名嘴自述当主持人大赛的评委，发现各选手在主持技能比拼上分数都差不多，最后谁能得胜，靠的是英语考试环节谁的分数高。名嘴吐槽，再也不来当评委了，因为自己英语不好，要是作为参赛选手的话，肯定会被淘汰。

以前的中学政治课本里讲过一个揭露“虚伪的美国民主”的例子，说是美国某地搞市长选举，各个候选人得票不相上下，于是有关方面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拳击赛，冠军当选市长。选拳击赛优胜者当市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说明身体较棒，更有精力胜任职务。但这种优势与领导人需要的优异的组织、决断能力相比，微不足道。比如，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却是有名的轮椅总统，“病夫治国”。

当今中国很多英语考试就是这样的拳击赛。在选拔科技人才与主持人时，掌握一门第二语言肯定是一个优势，但这种优势无论如何不能盖过本学科本身的标准而成为主要的衡量尺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以这样本末倒置的选拔方式怎么可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确实把英语推上了神坛，推上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它的位置，也引来极大的反感。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却不在英语本身，而在于考试与选择的主持者没有能力辨别考核对象的优劣，或者不敢去做这样的判断，只好把决定考核对象前途命运的大权交给了一个并不怎么相干的第三方“客观”标准，本末倒置，误人子弟。英语不该呆在神坛上，它不应该被当成普遍性的、甚至高层次的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但这也并不表明中国人就没有必要再好好学英语了。因为在素质教育、水平教育的层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

虽然近30年来，举国上下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但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英语国家相比，英语仍是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个短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语言系统与英语差异过大，给中国人学英语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不说法、德、西、俄等欧洲语言，就是与日语相比，汉语也有交流上的劣势。日语中的片假名可将英文单词以表音的方式直接搬到日语中，不一定要逐字推敲，译成汉字，这样，日语可以很方便地大量吸纳外来词汇，这使日语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语言系统之一。据统计，如今具有一般知识水平的日本人以片假名的方式掌握的“英文单词”达到4000—5000个左右。

与之相比，汉语就麻烦多了。用汉字音译英语十分啰嗦、笨拙，意译则迟缓不堪，这两种方法都不尽如人意。汉语这种自成系统、相对封闭的特点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人接受西方传来的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在如今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中会使我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英语是受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荼毒最深的领域，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应试教育的方式或许可以学好数学，学好历史，但绝无可能学好一门外语，就像李阳批判的：“一个专注做选择题的民族怎么可能进行国际交流？”无疑，当务之急不是取消英语，而是改革英语教学，对英语教学在科学调研基础上进行方向性的重新设置。关键在于，让应试教育尽快“滚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