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夏俊峰案余波：洁癖？恶意？

2013-10-17 04:56:06

来源: 时代周报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此后的十几天里，争议并未随他的辞世而终结，反而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质疑声浪让我们想起不久前的韩寒代笔门等系列事件。故事相似之处在于：无边界的质疑，逼人自证

果然，又见“真相帝”，又见“道德癖”。

9月25日，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此后的十几天里，争议并未随他的辞世而终结，反而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质疑声浪让我们想起不久前的韩寒代笔门等系列事件。故事相似之处在于：无边界的质疑，逼人自证清白的逻辑，道德成了一种癖好。实际上，道德洁癖同生理洁癖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让人发疯。而如果道德洁癖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会像多米诺骨牌，让身在其中无法逃脱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发疯，甚至扩展到全体人民，尤其是这道德洁癖以家国之爱的面貌出现的时候，更是让人难以逃脱。

[开篇]

警惕“洁癖” 正视人性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果然，又见“真相帝”，又见“道德癖”。

9月25日，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此后的十几天里，争议并未随他的辞世而终结，反而达到了又一个高潮。

这些争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夏健强画作的真伪问题，是否有人代笔；二是伊能静收夏健强为义子是否“作秀”、“别有用心”；三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当日，夏妻张晶转发一则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的微博，配图是另一城管执法案的主角崔英杰。这是否意味着张晶有意欺骗公众、诱导舆论的质疑？

另外，还有人翻出《南方周末》一年前一篇描写看守所生态的报道，里面提到夏俊峰，说同屋的人认为夏是“底眼儿”，“没什么能耐，小心眼，爱吹牛，自尊心还挺强”，曾经向其他人吹嘘自己有黑社会背景，认识流氓大佬，有一次单枪匹马平息了一起很大的黑社会火拼。

这些议论都指向了一点，就是夏某、夏家以及支持他们的人有道德污点，因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不值得信任，据此就可以颠覆他们之前自我塑造与标榜的形象。

夏家人“污点”辨析

先对这几个争议略作辨析。崔英杰案与夏俊峰案是近年来两件非常类似的小贩杀城管案，二人都是做烧烤的，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同情，对二者有所混淆的普通群众，应该不在少数。而一些微博、小的都市报及网站用错照片，除了无心之误，也可能存在有意误用的情况，如同揭发者所说，崔英杰闭眼流泪的照片比较有冲击力，能够迎合舆论传播规律，增加同情分。这种有意作为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不应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或者基于道德热情而篡改事实。但传播者的这种道德问题与夏案本身公正与否实无关系，它们会削弱为夏某辩护人群的公信力，但却不是夏某死得其所的证据。

而且，大量一拥而上谩骂张晶认错老公的人，都无视一个事实，即张晶转发的那条微博其文字与配图的一半内容是讲临武瓜农案，并未说另一部分配图就是夏俊峰，即使张晶知道那人是崔英杰，也无在微博里声明那不是夏俊峰的必要，她或许是以为作者在列举城管问题的受害者，这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当时是9月25日夏俊峰被核准是否死刑的前夜，万分紧急，这几个小时内张晶的微博很密集，不断在“跪求最高院刀下留人”，人情所至，难道会如谩骂者要求的那样，在这个时刻做冷静、谨严的信息传播研究？

关于夏俊峰“底眼儿”的问题，更是无需大惊小怪，他本来就是个底层混生活的小人物，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虽然有人想放大他，通过他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杀了人，对他与他的家庭都是个莫大的悲剧，丝毫不值得庆幸。底层人有底层人的生活之道，吹嘘一下自己会武，能摆平黑社会，可以吓住别人，不被欺负，甚至小小地欺负一下其他老实人，这种“底眼儿”，比比皆是。即使夏某真的就是这种“底眼儿”，他的“英雄”形象坍塌了，他是有“道德污点”的人，他也不因此就命不足惜了。

至于夏健强的画作，不过是临摹名家的构图，以及一些画笔受到老师指点而带了一点成人因素，就被上升到真伪、代笔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惊天阴谋”都要呼之欲出了。而实际上，这只能说是一些稚嫩的少年宫儿童画习作，一个有些天赋、学画数年的孩子达到这样的水平并不稀奇，而且张晶微博中很早以前也多次说过一些画是模仿几米的。谁在学画过程中没有模仿过名家、没有受到老师指导过呢？如果出版的画册里没有注明这些，算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因此就构成惊天动地的“颠覆”。

陈义过高，反受其害

抓住批判对象的一个道德瑕疵，甚至并无事实根据，仅凭对“动机”的恶意揣测，就对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进行全面否定，这也正是国人由来已久的传统。伊能静在9月25日宣称收夏健强为义子，资助其学费，就被质疑作秀：“你怎可能这么好心舍得这些钱呢，别有用心。”

类似的质疑在中国社会可谓不绝如缕。比如2004年丁磊为印度洋海啸灾民捐款1000万元，据说他曾为此犹豫了一天。他担心的是，人们会不会问，如果真心做好事，为何不匿名捐款？捐这么多钱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人，而不捐给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难，你会捐多少？等等。捐款之后，果然这些质疑与抨击一样不少地都来了。

近年来，曹德旺、陈发树等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名人做慈善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强烈质疑，以致冯小刚大发脾气：“不捐钱不慈善什么事都没有，一捐钱做慈善就挨骂遭质疑。原来文艺界一说捐款一呼百应，现在谁也不抻头，都怕捐了钱还挨骂。捐少了说你抠门，捐多了说你显摆作秀。什么他妈的鸟风气？”

这种风气，源自一种根源深厚的“道德洁癖”的社会文化心理，即你要当一个好人、一个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那就必须通体无瑕，毫无阴暗面，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动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格的道德要求。

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既受到20世纪一味鼓吹“大公无私”的革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传统儒家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支持。儒家对人性持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成为“圣人”至少是士君子、读书人的人生目标，而这个目标在现世中是可以达成的，宋明儒学中一些派别甚至有“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这与基督教人与神有质的差别、人不可能成为神的幽暗人性观是相当不同的。基于这样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道德要求往往陈义过高，给人们设置了极高的道德义务，事实上经常脱离了实际的人情，根本无法做到。

无法做到，标准又不能降低，就会出现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反而产生大量的伪君子，所谓“披服儒雅，行若狗彘”，“满口仁义，一肚盗娼”，道德状况反不如标准低些好。而“道德”，在这种状况下，成了打人的棍子，而且每打必中，因为无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而且，这种文化心理还经常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逼人自证清白，自证清白甚至成为每个人对所有人的一项义务。这首先是基于一种幼稚、肤浅的人性观，即你既然是一个好人，那就是完全通体透明、纯洁无瑕的，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因而自证清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怕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公众袒露、接受人们的审查？你拒绝这样做，就是心中有鬼，就肯定存在弄虚作假，鉴定完毕。

而实际的人性状况并非如此简简单单、一清二白，人性中有很多灰暗、幽深甚至难以言说的地带，像文艺创作过程就带有神秘色彩，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并不能像实验室做实验那样把一个过程一点不差地复制出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牵涉情感、意志、创作的时候，自证清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陷阱重重。要判断这些东西，需要更加成熟的心智，而不能要求当事人像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做自证表演。

而且，在这种幼稚、肤浅、带有部落思维的人性观念下，自证清白被变成一项义务，狂热的道德洁癖者动不动要求一个人从里到外向外界袒露，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胁迫每一个人都符合其要求，脱胎换骨，变成通体透明、一片光明的“新人”，这就是极权主义运动。无疑，道德洁癖蕴含着导向极权主义的危险的种子。

近来有关夏案的这种种争议，从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在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的影子：打着寻求真相的旗号挥舞道德大棒，求全责备，抓住当事人的一个道德瑕疵来否定其一切作为，遇事揣测动机，先行“诛心”，动不动要求当事人自证清白。这是一种相当不健康，也很危险的社会心态。

正视人的复杂性，既看到人的勇敢无私的一面，也体恤人的自私、懦弱甚至阴暗的一面，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里讲的一个故事或可给我们一些启迪。

鲁国有法律，如果鲁人在外国碰到同胞落难沦为奴隶，只要把这个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取得金钱补偿。有一次子贡做了这事，却高风亮节，不要国家的补偿，结果被孔子骂了一顿。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国家的钱，为自己赢得了赞扬，但同时也抬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回来向国家要钱的人，会被国人嘲笑，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像子贡那样，这样，以后大家对落难的同胞可能就装作看不见，没人拯救他们了。

这例子说的就是道德上陈义过高，反而会遏制现实生活中的善行，正如当今许多人对富人行善动辄质疑“作秀”、“沽名钓誉”一样。其实，如果这样的慈善活动既帮助了穷人，又为自己起到了“公关”、“营销”的效果，实现了双赢，何乐而不为，何必揪住动机不放，动辄诛心？

[对话]

李公明：夏健强作品真实而正常

特约记者褚丁发自广州

一个13岁儿童以想念爸爸为题材的画作引发争论。艺术创作如何才算构成抄袭？儿童美术教育中对孩子原创性的要求是什么？在艺术创作领域是否存在“天才”？对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家批评的尺度又在哪里？带着一系列问题，时代周报采访了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

时代周报：你认为夏健强的画作是真实的还是有代笔的嫌疑？

李公明：我认为这是一部真实而正常的儿童画作，画作反映了一个儿童成长的过程，我对此没有任何质疑。从他学画的经历来讲，他从6岁开始在少年宫和其他儿童一起学画画，参加过儿童绘画大赛并且获得过东北赛区儿童绘画的奖项。从他的成长经历来讲，这是非常正常的。由于儿童的美术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渐普及，在很多城市是发展得非常好的，少年宫、学校以及私人绘画培训机构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都可以做得很成功，所以对于夏健强的绘画，我一点都不感觉惊讶，更不会质疑所谓的代笔。

时代周报：就画作来看，你认为夏健强作为一个13岁的儿童，绘画天赋如何？

李公明：他绘画的天赋非常好。首先，他把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全面而细腻地在画面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他的画作典型地表现出儿童绘画关注生活中观察以及头脑中的想象的特点，包括他们对于生活那种朦胧的渴望，这个表现得非常真实。譬如，他的画作主题有跟爸爸妈妈散步、跟大自然当中的树、小动物以及星星发生联系，这些都是典型的儿童绘画世界。其次，在他的家庭于2009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之前，作为一个小贩家庭，家长意识到这个孩子有一定的美术天赋，所以尽量支持和培养他绘画。可以说，他能够融入到现在那种主流的儿童美术教育中的过程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认为他既有绘画天赋，同时也接受过儿童美术教育的训练。

时代周报：有网友发现夏健强临摹他人的二十多幅画，在你看来，夏健强的画作构成抄袭吗？在你看来，抄袭和临摹的界限又在哪里？

李公明：当然没有构成抄袭。如果了解儿童美术教育的人根本不会有上述质疑。因为，首先，儿童有自己内心生活的体验以及他自己大胆的想象作为其绘画的动力源泉，儿童在他的天性里是有喜爱画画这个因素的，只不过到后期发展过程中就可能会慢慢忘却了、淡化了。我们常常看到，小孩经常有乱涂乱画这种天赋。而在涂抹的过程中，模仿是很自然的，否则他怎么能够懂得色彩和线条以及构图那么专业的知识呢？培养儿童画画，本身就是一个模仿学习与大胆想象的过程。比如广东美术馆的少年儿童美术班，常常会在举办美术大师经典画作的展览的时候，组织美术班的儿童去现场临摹。但是，即使在临摹的过程中，儿童的童真、天趣以及创造性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比方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多年以前广东美术馆举办过一次毕加索的版画展览和达利的画作展览，而这些展览都组织了美术班的儿童去临摹。活动的主题是“大师画，我也画”。你会发现，所有的小孩趴在地上对着毕加索和达利的画，画出来的作品都是有儿童个人的斟酌和强烈的个性的。小孩不可能完全是依样画葫芦，而是在临摹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想象和偏爱。甚至比如说面对毕加索的裸体画，小孩会把自己很感兴趣的性器官突出，比毕加索更加大胆、更加有趣。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关于儿童绘画天赋的问题，认为乱画以及在乱画的过程中不断地模仿，但仍然是在表达自己的天性，这本身就是儿童的美术天赋。现在有人说夏健强模仿凡·高和其他人，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个真问题。

时代周报：你认为这种模仿是否需要注明出处？或者他画作的构图色彩经过老师的指点，那么知识产权方面应当如何界定？

李公明：其实，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刚刚提到的模仿并不是完全照搬和复制。而是在吸收各种色彩的、形象的启发与刺激的基础上，加入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创造。这是一个小孩的正常学习的过程，怎么能上升为知识产权的问题呢？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小孩的任何一笔、任何一种图像和色彩，都是完全原创，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所以，就儿童美术来讲，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但是在刚刚提到的“大师画，我也画”的儿童美术展览中，主办者会标明展览的来由、性质以及大师的画作等内容。但是就一个儿童来讲，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面对质疑，网友惊呼：“向13岁的孩子开战了！”也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容忍谎言的存在，尤其是教孩子说谎，对此你怎么看？

李公明：这个问题涉及到多年来我们所面对的公共生活的语境。在小孩的童心以及自发的想法与通过各种思想意识的灌输让他们说假话之间，这的确是在儿童教育方面两种非常对立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夏健强的画引发的争议，或许也是能够理解的，特别是在这个个案中有着特定的氛围和背景。但是从夏健强学画过程来看，我觉得并不存在对他进行灌输、培养其说假话的情况。不能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被成年人灌输某种空洞的概念、思想让他们在电视镜头前面说假话，就把夏健强的儿童画作比附于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时代周报：对一个孩子来讲，谈原创是否为时过早？在艺术创作上存在天才吗？

李公明：儿童绘画的原创性往往是非常大的，即便是我们在幼儿园、小学教他们画图案、启发他们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图象，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肯定有模仿，但是，作画时的心情以及在模仿过程中形成自己生活中的图像，还有自己对色彩的理解和线条的把握，这些都有相当大的原创性。反倒是成年人在艺术创作中往往会带着功利的目的，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而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遮盖起来。

天才对于艺术来讲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为什么有的画家画了一辈子总觉得缺少原创性，尽管画了很多作品，但并没有能够特别打动人的创作？在艺术创作、文学创作甚至人文学科中，天才的成分是不能够否认的，只不过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潜藏在培养对象身上的天才因素如何更好地激发出来，如何更好地转化为可以被社会理解的精神文化产品。中间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学习与磨炼的过程，仅此而已。天才现象对于艺术来讲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时代周报：作为文艺批评，我们有没有批评的尺度？如果有，批评的尺度是什么？

李公明：面对儿童的画作，美术批评经常会有一些尺度，比如说从儿童的心理特征与对美的认识特征，分析其画面的内容、题材、风格以及审美的效果以及艺术技巧，这些在评论中都是存在的。当然对于美术批评来讲，对于艺术家本人也应当关注，即所谓“知人论世”。对于一个儿童小画家，他的家庭悲剧的问题也应当成为我们谈论的内容，而不能故意避而不谈。这些也都构成了“就艺术论艺术”，“就艺术家谈艺术家”必备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刻意说，因为我们要避开某种有争议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而仅仅谈画作本身。那么他与其他小画家又有何不同？其实，他成长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的？他为什么在人面前沉默寡言？为什么在他的展览会上一个人呆呆地、孤独地坐在那里？这些都是与他的整个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抛开他的成长环境来谈论画作本身。我们如果不深入了解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过程，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他画里面的所表达的主题？比如说，他有一幅画表现他面对着飞起来的爸爸，这难道与他心灵当中对爸爸的想念没有关系吗？

[延伸]

伊能静因行善而丑恶？

韩浩月

9月25日，夏俊峰被注射执行死刑。当晚最后一分钟，台湾明星伊能静发布微博，称收夏俊峰之子夏健强为义子，并与夏俊峰遗孀张晶结为姐妹，支持孩子学费、扶植孩子绘画天赋，让强强健康长大。

这条微博，把她推到舆论风口浪尖上，一时间，鲜花与咒骂劈头盖脸而来，这不是伊能静第一次遭到此“待遇”，因为时常在微博上“关心社会时事”，“炒作”的帽子一直在她头上没有被摘下来。

在网友的注意力被伊能静“收义子”、“结姐妹”这两个行为吸引时，她那条微博前面的语句被遗忘了。现在重新再读她的那两句话，或更能了解她是在什么样的格局里说话，“愿尊重司法，三个家庭的悲剧，孩子们皆失去父亲，再不论是非”，在这样的语句里，伊能静已经表达自己放弃了一个批评者的立场，把随后表达的愿望，变成了她个人内心的一种友爱或者期待。

放在平民百姓那里丝毫不容挑剔的义举，但因为伊能静是明星，所以她的言行平添了无数质疑。有论者撰写了长文，从她的童年、婚姻以及曾经的文艺青年身份谈起，“分析”了她“收义子”纯属满足个人存在感和故意炒作的可能性，这样的长文得到了大量转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成为整起舆论事件最让人感到悲凉之处。

伊能静的童年如何、婚姻失败有没有给她留下阴影、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会不会让她产生成为公知的冲动等，和她收夏俊峰之子为“义子”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无法逼迫她来承认，因为没人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用臆想的文字描述出来使之成为呈堂证供。是的，她是明星，她关心时事热点，她与慈善接触密切，和公知偶有互动……但，这又怎样？在我们无法准确预知一个人的行为善与非善时，为什么不能多往好的一面去想？阴谋论除了让内心阴冷一面得到满足还有什么别的用处？爱迪生曾说：“如果人们都能以同情慈善，以人道的行径来剔除祸根，则人生的灾患便可消灭过半。”对慈善抱有善意的看待，鼓励更多人理直气壮地帮助别人，这胜过一切冷言冷语。再说，伊能静的“收义子”之举，已经脱离了慈善的范围，她更像是以民间妇孺的身份而非明星的身份，在表达和传递一份本能存在的爱与义。

受“炒作说”的影响，明星行善有越来越难做的势头。冯小刚曾这样写过：“原来文艺界一说捐款一呼百应，现在谁也不抻头，都怕捐了钱还挨骂。捐少了说你抠门，捐多了说你显摆作秀。”冯小刚的话虽是为支持陈光标高调慈善而写，但的确也说出了明星做慈善的苦恼之处。以捐款为例，每逢大灾大难，对待明星总有逼捐、比捐多捐少等现象发生。有些艺人如周杰伦等为避免口水，捐了款也不吭声。对待明星慈善的态度，成为对民众心态的一种考量，值得欣慰的是，在一轮轮公民意识的自我教育之后，人们对慈善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单纯骂的人少了，认可和鼓励的人多了，明星慈善正在朝着积极而正确的道路上行走。

口碑一直很好的壹基金，是明星慈善的一个典范，李连杰以他个人的号召力催生了壹基金，都在壹基金成熟后选择了透明的监管和使用，对待时不时流出的“风波”传言，李连杰的回馈态度坚决、坦荡、有力，现在已经极少有人再说李连杰做慈善是为了炒作。李亚鹏与王菲主导的嫣然天使基金，让众多贫困家庭儿童受惠，即便在宣布离婚之后，两个人仍然一致称会继续对这个基金尽力尽责，所以，在有八卦传闻称王菲离婚是“炒作”的时候，仍然没人怀疑嫣然天使基金是“炒作”。陈坤把行走与慈善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他的个性化慈善之路，面对“炒作说”，他表示毫无压力，在他的坚持之下，质疑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要真正让明星慈善与“炒作”彻底撇清关系，恐怕明星们还要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

其一，慈善考验一个人的品性与素养，在内心深处要对慈善有深沉的理解，对待慈善要有坦诚、坦然的态度，不要被外界舆论所绑架，一次、两次勉为其难式的慈善，只会伤害到自己的爱心，在下次被人所需要的时候，也许你会本能地退缩。其二，对于身上已经被贴上慈善标签的明星而言，要知道慈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且包罗方方面面，做了一百一千件好事，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没有把握好留下污点，那么很难再让人们对你重新建立起信任。对慈善事业既要持之以恒，又要量力而行。其三，明星慈善的最大优势不是捐款捐物，而是传递健康的慈善理念，帮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慈善意识。明星的知名度高、影响力大，而且一举一动容易为人所学习、模仿，如果对待慈善只是捐一笔钱了事，那实在是浪费了明星的号召力。所以，明星慈善最要紧的是做，更要紧的是要说，做了就要说出来，说的时候有一说一，说自己做的事情为辅，动员大家都要去帮助别人为主。

根据这些条件看，伊能静是一位既做了又说了的明星，她做的事情是合理合法的，她说的观点是整体有益的。她不是把慈善事业做得最好的明星，但肯定不是骂她的那些人形容的那样，充满“不可告人”的“目的”。愿我们的身边多一些伊能静，少一点无意义的聒噪。

作者系知名评论员

[另一面]

面对质疑，反击无力

刘远举

2013年4月，一些职业艺术家（这些海内外艺术家设立了“二楼出版机构”）把夏健强最优秀的作品集结成册，出版了精装本《夏健强的画》，总印5000册。在当当网14年历史上，《夏健强的画》是第一本不打折的书，按原价128元出售。这些书的全部销售款，除去中间税收和物流费用，将均匀分配给夏俊峰家庭以及被杀的两位城管申凯、张旭东家庭。显然，这是一件大好事。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在人们同情心的推动下，画册的销售也随之变热，但是，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也涌现出来。

质疑的人认为，夏健强虽从小学画，但他的诸多画作水平差异太大，其中一些高水准的画作呈现出来的布局、结构、透视、色彩、笔法不像是他这个年龄能够掌握的。所以，这些人据此怀疑背后有人代笔创作。还有人翻出几米的作品，把它与夏健强的作品对比。客观地说，夏健强的一些画作的确可以称为临摹几米之作，所以，质疑者又指出版临摹作品而不注明，有剽窃的嫌疑，并进而指责孩子背后的人炒作，吃人血馒头。

其实，这个事情上，无需过于道德洁癖，也不用过度演绎对孩子将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并不会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只要稍微有一点不真实的地方就失去了整个道德感召。另一方面，买画册的人绝大部分是当做捐款和收藏见证，并不在意画是谁画的，也不会在意是不是临摹之作。画册在当当获得99.9%的好评、脱销，而且几百页评论全是加印请求，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这个事情里面并不存在所谓的交易欺诈。所得款项也是捐给三个破碎的家庭，质疑者在这个事情上过于苛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的社会言论生态中，这类质疑者已经在成为舆论争执中的一个特定群体，这种苛求也变为这个群体的一种常态—他们对社会批评者有着严厉的道德苛求，而这些道德苛求中，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求真”。

某种程度上而言，在强势社会批评者们—也就是所谓公知群体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些缺陷之处激发出了质疑者也并不奇怪。

自然应该指出质疑者忽略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批评者所受到的抑制，而正是这种抑制阻碍了这些社会批评者的成熟、理性，只有随着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他们方才可能更为理性、真实。可另一方面，我认为，面对质疑者的质疑，反击、澄清的力度始终太弱。仅凭提供各种证据，肯定无法证明，但如果夏健强可以当场画出高水准的画作，这种质疑自然烟消云散。不过，去年的一场争论之后，有些人就鼓吹一种真相虚无观，即面对所谓的“忽悠”，无法证明真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

在我看来，如果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人反而被灌输了一种“世间无真相”的观念，那真是社会观念的极大倒退。对质疑应该不予理会的态度，不仅与微博的氛围格格不入，反而像极了传统体制舆论者的傲慢之气。如果真相真是虚无，那么人类思想的进步，普世价值的传播，思想市场的竞争都会因为没有根基而虚无，显然，这是荒谬的。

实际上，唯有针锋相对的舆论争辩，才能带给中国人更多的真相。真相可以追寻，也应该追寻。不质疑，无真相，无真相，无道德可言。面对求真的质疑，所有的人都应该谦逊起来，虽然，作为舆情传播的技巧，崔英杰抹泪的相片，还有更高水平的画作更容易激起同情，但毕竟，只有真实才能拥有长久的力量，即便从功利角度出发，在目前微博的氛围下，真实也是明智且取巧的策略。

作者系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