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我不愿再描述苦难

2012-05-10 06:25:48

来源: 时代周报

《甘南纪事》共16万字，比之前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薄了不少。“《甘南纪事》的写作比之前轻松很多。饥荒主题我已经完成，我想该创作一些轻松的主题，我不愿再描述苦

本报记者温文锦发自广东台山

即便是凭借《甘南纪事》获得小说大奖，杨显惠在华语文学传媒奖的颁奖礼上依然保留观察者的习惯：他随身携带单反相机，不停地抓拍会场上的瞬间。不少作家们围过来向他致意，他不太适应，碰完杯后总低声问身边的人：“这是谁？那一位是谁？”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埋头按快门。

作家马原亦举着酒杯过来祝贺。“杨老，您知道他是谁吗？”旁边的人问他。

“不知道。”杨显惠有些迟疑，“我在作家圈里来往的人真的不多。”对方愣了愣，笑着说：“看来，不认识其他作家的作家，才是好作家。”

饥荒主题已经完成

《甘南纪事》共16万字，比之前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薄了不少。从2006年春天开始，连续五年，杨显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驻扎甘南藏区，住在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记录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数千张照片。全书用12个故事讲述了甘南的风土人情故事，是他之前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连载了一年的同名作品。

1946年生于甘肃，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经历过当农工、售货员、教师等。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天津作协，杨显惠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始终是在甘肃。每年写作间隙，他总要离开天津回兰州小住。“我写的是那个地方的事情，我的根在那儿。”写完《甘南纪事》上半部，杨显惠回到兰州休息，决定今年冬天将下半部完成。

此前的作品《夹边沟记事》直指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通过近20个故事，揭开一段尘封50年的历史。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改农场，经历三年饥荒，最后活下来的只有600人。命运三部曲的另一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亦重述三年饥荒的故事。灾难的三年过去，当时定西紧急成立孤儿院，收留了五六百个孤儿。即便是当事人杳如大海捞针，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当受访者向杨显惠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再冷静地叙述，最后也不由得潸然泪下。

“《甘南纪事》的写作比之前轻松很多。饥荒主题我已经完成，我想该创作一些轻松的主题，我不愿再描述苦难。采访中积攒了很多照片，也有过出摄影集的想法，那该是在写作完成后的事了。”在甘南呆的时间很长，杨显惠仍然不太习惯当地的饮食，“但是好多了，那边饮食跟汉人的已经很像。”杨显惠说话语速很慢，每个问题细细想一想才回答。

甘南草原都退化了

时代周报：去甘南之前，你是打算去西藏？

杨显惠：2006年刚写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当时正好文化界掀起一股“西藏热”，于是我想到西藏跑一遍。我回到兰州找几个朋友一起去西藏，他们都不去。当时遇到两个中学同学，他们大学学的是草原专业和畜牧业，毕业后分配到甘南，在甘南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80年代调回兰州，已经退休了，想到甘南去再看看。他们跟我说，你到西藏去干什么，不就是去看看藏民的生活，到甘南去也可以，那边也是藏民很集中的地方。于是我跟着他们跑了三个县。

他们到那边去就是看朋友，叙旧，有干部，有牧民，有汉族，有藏族，到处都有熟人，到哪儿都是喝酒聊天。跟着他们跑了这么一趟，听着他们谈过去的生活经历，勾起我很多感慨。回到兰州以后，我就琢磨着再跑跑甘南，写一部甘南的书。

时代周报：这本书比之前的两本薄不少，但花的时间更长。

杨显惠：写《定西孤儿院纪事》调查花了两三年，所以藏民的我也不想写成纪实，我想写成小说，能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写他们当地的生活状况。结果我跑了两年，每年进去两三次，一次十天左右。它和我写的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事情不是一回事，后来我觉得像这样蜻蜓点水地跑进去也不是一回事。后来每年两三次，长的一次呆上20多天，短的呆上一个礼拜。甘南七县一市我都跑了，除了一个汉化的县我没有去。在甘南，我主要是在扎尕那驻扎。

时代周报：这次采访比前两本书不太一样？

杨显惠：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目标很明确，跟采访对象谈经历谈遭遇。写藏民的故事，只是想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写小说需要把他们的生活弄通，经历一遍看一遍。我跑到牧场里驻扎着，每天和藏民一起，聊聊天，看看他们怎么放牛放羊，挤牛奶，打酥油……白天跟牧民一起生活，晚上把这些记录整理下来。

时代周报：你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杨显惠：刚开始到甘南，当地人问起，我就说到这儿玩儿来着。去得多了，我和不少当地人也成了好朋友，不少年轻的藏民对我也以兄弟相称。我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

时代周报：甘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杨显惠：甘南这地方草原很好，很美。玛曲草原的草长得很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草有一公尺多高。听说解放前玛曲草原是亚洲最好的草原。但现在草原都退化了，草只有20公分长。

下一本书写知青生涯

时代周报：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筛选的原则是什么？

杨显惠：也没有什么标准。他们怎么生活的，我用小说的形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现状表达出来而已。我听到某些生动的细节，根据这个细节编一个完整的故事出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了，把故事编得再复杂一些就好了。毕竟体验不深刻，写得就不是那么生动。我没有详细的写作计划，哪一篇觉得成熟了就先写哪一篇，一般写完后会修改上三四次。2009年到2011年一共写了12篇。

时代周报：据说写《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时候“整天以泪洗面”，相比之前沉重的写作状态，《甘南纪事》呢？

杨显惠：这个写得轻松。写的时候考虑成熟了，一个短篇可能一天就写完了。再长一些，可能写上三两天。几千字的短篇，一天就写完。我没有那种一边想一边写的习惯，我会考虑完了，中间细节、开头结尾都想好了，才开始写。

时代周报：后半部分更多的是关于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

杨显惠：藏民是一个宗教信仰很虔诚的民族，很多事情的解决不是求助于科学，而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宗教信仰这个主题比较宏大，我准备今年冬天开始动笔，应该还能写这么多字。

时代周报：你对知青的题材也很有兴趣？

杨显惠：下一部书想写1965年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在安西县小宛农场的兵团那段岁月。当时大学都没有考，满腔的热血要建设新农村，纯粹是一个热血青年进入社会。我从兰州跑到最西边的敦煌和安溪交界的地方，当农工、售货员、农垦中学教员，那16年的生活影响着我的世界观，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经历，我在那段时期没有创作过什么，仅仅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写成回忆录还是写成小说，还没认真考虑。我这个人不能同时考虑几件事，得把眼前的事情干完了再考虑下一步。至于其他主题，我还没有多想。我已经67岁了，我的写作很慢，比如《夹边沟记事》，花了三四年时间调查，不能脑子一发热就写。

时代周报：从《夹边沟记事》到《甘南纪事》都受到很大关注，你的创作方法会有什么影响吗？

杨显惠：我觉得我的这种创作方法不会对现代作家有什么影响。我的创作方法纯粹是一个“笨办法”—花五年时间和精力驻扎在当地深入生活，像这样写一篇薄薄小说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西方的、先锋的写作方法进来了，原来受俄罗斯影响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不受欢迎了，接着，商业化市场化又汹涌而来。我原先的那种创作方法走不通了。有段时间我干脆停止写作，读读书，潜心研究一下文学。究竟为什么写作，用什么办法写呢？我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了八九年，最后决定与当时的文坛背道而驰，走向更加现实的一条道路。这条路就这么走下来，一走20几年。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当代的非虚构性写作？

杨显惠：我个人喜欢读虚构的小说。从来不读报告文学，不读纪实的作品。但在我看来，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