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他已经拿了精神诺贝尔奖

2011-01-06 03:56:25

来源: 时代周报

学者许纪霖认为，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非常努力地挑战命运，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本报记者李怀宇

2010年12月31日，作家史铁生病逝，享年59岁。遵照史铁生意愿，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去世后将肝脏和大脑捐给有需要的患者和医疗机构。史铁生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便是地坛，他认为与地坛有缘分，写过名作《我与地坛》，家属有意将史铁生的骨灰洒在地坛。

“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东西”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延安落户，21岁时双腿瘫痪，30岁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从1998年开始做透析，经过1000多次针刺，动脉和静脉点已经成了蚯蚓状。他常年与病痛相伴，曾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东西。”

史铁生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是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毕淑敏和史铁生同是北京作协的副主席，曾到史铁生家包过饺子，吃过饭，她回忆：“他让人觉得特别可亲可近。他自己身体很不好，每周都要透析，还关心别人。”毕淑敏觉得史铁生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人，工作很繁忙，还把史铁生照顾得非常好。

毕淑敏说：“他在我们心中是值得珍惜的一位作家，人挺好，而且他的作品也非常好。他非常宽厚，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终极的思考，带有一种哲学意义。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坐在轮椅上，是一种很艰苦的情况。”从文学角度看，毕淑敏觉得史铁生的作品给中国文坛造成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一个作家的状况和他思想的深度特别有关联。史铁生个人的经历和身体的状况，使他的思维比我们一般人更深刻，更接近生命的本质。他是一个写作非常认真的人，对人性、对生命的叩问非常深入。”

作家祝勇和史铁生曾在北京作协一起开过会，也到他家去过。祝勇说，史铁生晚年几乎都没有精力去交朋友：“他每天精力旺盛的时间很短，如果去看望他的话，实在是给他添麻烦。他的生活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他身体一直不好，一直在透析，一天当中大概只有一个小时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但是他一直很顽强地在写，挺让人敬佩的。”

史铁生给祝勇的印象是老北京那种挺实在的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特别好，不论名气大小。祝勇举例说：“我有一个朋友叫钟晶晶，她辞职回家写作时已经快40岁了，史铁生特别鼓励她，觉得她写得特别好。甚至史铁生认为钟晶晶比他写得还要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给钟晶晶很大的人生支撑。如果她的作品放到1980年代的话，简直就是红得不得了，因为现在文学边缘化了。史铁生不根据名气大小来看人，他觉得特别好的作品就特别佩服。”

祝勇认为史铁生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散文的重要人物。“他的散文思考很有深度，跟他的生命体验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有很多玄思的东西，很深，也许是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的散文就更多地向内走。他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作家，也无法给他归类。他是一个风格特别、精神独立的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写作者影响都挺大，特别是那种深入的思想影响。”

“后理想主义”

学者许纪霖在1990年代曾经写过《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对史铁生有很高的评价，但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那篇文章发表后，大概过了一年，许纪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史铁生，要在香港出一本自选集，我想把这篇文章作为选集的序言，希望取得你的同意。”许纪霖当然很高兴：“因为一个评论家的评论，得到了作家的认可。”

许纪霖坦言，最初读史铁生的文章，那种感觉和个人的困境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初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就是相信自己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向往。但是1980年代经历过挫折，理想主义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整个社会世俗化以后，怎么坚守这个理想？我在这个时候读到了史铁生，我觉得他的很多想法和我当时的思考是非常相似，可以把它称为‘后理想主义’，或者是另一种理想的形式。理想并不是一些实际的东西，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比如理想主义乌托邦，乌托邦是美好的，但是未必在你有生之年能看到的，甚至实现的方式是异化的。史铁生的人生告诉我，不要去追求那种结果，过程是最重要的，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方式，这点我觉得非常相似。大家都说他是‘中国的加缪’，说得太对了，加缪也是那样，是存在主义。史铁生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那种荒谬感。人生是很荒谬的，为什么他变残疾人呢？为什么不幸命运落在他头上呢？如果要这样追问的话，你会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但是他的心灵能够站起来，他能够接受这个命运，非常努力地挑战这个命运，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我觉得这种后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后来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主义的重要支持点。”

许纪霖指出，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红卫兵这一代人很少有荒谬感，如果你能感受到人生的荒谬感的话，你会体察到人心很多疑问的东西，世界很多意外的东西，人的有限性。红卫兵这一代人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但史铁生对这种东西有警惕，他有一种现代意识。在我看来，他是走在红卫兵那一代的前列。他那种从容、淡定、超脱，这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好像无时无刻死神就要把他带走。史铁生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表现淡定，他关心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他对这个世界是敏感的，这从他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他的很多东西不只是对自己身体上的残缺的绝望，可能也对这个世界残缺感到绝望。这个世界的残缺比身体的残缺更感到绝望，我们都活在一个残缺的氛围里面，而且使得我们心灵也很残缺。”

许纪霖认为，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散文《我与地坛》是经典。“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收进中学教科书，如果没有收进的话，那就是教科书的损失。史铁生的去世，就像我们中国文学界的某一根支柱倒了。史铁生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他已经拿了中国的精神诺贝尔奖。现代中国有很多一流的作家，然而读某些人的作品，会觉得是和人生、精神、灵魂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读史铁生的作品，时刻感觉到灵魂的震撼。”

实习生黄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