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黄文海 “百感交集”是他电影的状态

2010-10-27 23:20:26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本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纪录片导演黄文海如今常用另一个名字：闻海。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他有两部片子同时入围地平线单元：有关信仰重建的长片《西方去此不远》，描摹喧嚣造船厂工地工人生命力的短片《壳》。无论是“闻海”这个禅意十足的名字，还是他的两部新作品，都好像在有意识将他的创作划分为两个阶段：学佛以前与学佛以后。

此前，这个面容清秀的湖南人，因纪录片《混沌三部曲》（《喧哗的尘土》、《梦游》、《我们》）在欧洲已早有声名。《喧哗的尘土》2005年获马赛国际电影节国际纪录片单元“乔治斯点•德•博勒加德”奖，《梦游》2006年获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我们》则在2008年一举拿下第6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

无论是2008年的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2009年法国巴黎第十四届国际纪录片交流节，还是今年在德国爱尔兰根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展，黄文海的作品都被作为“专题展”集中、连续放映。前法国真实电影节主席、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杜阿梅称他为“我尊重与佩服的导演”，并认为从黄文海的纪录片里，欧洲的知识分子能够感同身受地看见自己的影子，而不仅仅是看到中国。

被遮蔽的知识者群像

的确，黄文海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中，并不多见的曾将镜头持续对准知识分子的人。在其他同行更多关注弱势群体的情况下，黄文海的《混沌三部曲》有两部都是知识分子的群像。《梦游》拍了85新潮过去近20年后，曾经有过辉煌的一群艺术家如今虚无、绝望的生存状态，他称之为“一代早夭的艺术家”。《我们》则展现一批并不缺乏勇气与担当的知识分子不断辩论、思索却无法付诸行动的焦灼。

《梦游》里充斥着男性的裸体。第一个镜头，便是三个赤裸的男人闲坐于一片杯盘狼藉中，两个喝酒，一个拨弄吉他。行为艺术家李娃克随时在聚会时裸体倒立，以反复表达他的生存感受：无聊。画家丁德福已鲜少画画，自己曾经的画作，现在被他用来当自渎的工具—丁德福、李娃克都是85新潮美术的风云人物。

影评人张亚璇这样写道：“《梦游》展示的恐怖的、不堪的心灵处境，肯定会激怒很多敏感的人。因为这些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他们作为艺术家而存在，而这部影片所呈现的状态对人们日常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家生活的想象构成了彻底的颠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认为，《梦游》恰恰显示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漏洞：“从查建英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我们得知来自那个年代的一批成功艺术家和其他成功人士，而实际上所有光辉的顶点都是由许多黑暗堆积起来的——某个年代成全了一批人，同时也毁了一批人。他们是一群共同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但是却被毁掉的人们。”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带来的短暂“文艺繁荣”，其实并没有建立在重建道德的基础上，“在年轻人身上史无前例地集聚起来的怨恨、仇恨，那么多的蔑视和亵渎，始终没有得到反省和清理。在经历了有关‘创造历史’的幻灭之后，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他们退回到个人身上，退回到对于艺术的追求当中。但是那种不破不立、自以为毁灭一切便创造一切的劲头，并未有所减退。年轻人中流行着将普通人视为‘庸人’，没有比做一个庸人更大的‘恶’这样的看法。于是，新的反常行为就发生在了‘艺术’的名义之下。只要是为了艺术，就什么都是可以做的。”

自己的病历单

黄文海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某种程度上，《梦游》就是他自己“病历单”上的一页。在当时的他看来，艺术“就是在铁板一块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透气’，一种自我放逐之旅”。他选择了同一机位的两个镜头分别作为影片的开头与结尾，经历了80分钟的观看后，观众恍然发现电影中的这一群人原来始终呆立在原地。用黄文海自己的话：“现实的残酷与自身的无力让他们仿佛被浇铸在现实空间里，一动都不能动，只等着岁月像硫酸一样将他们侵蚀。”

及至《我们》中与另一群知识者的相遇，黄文海的影像留下了与李娃克们迥异、却同样被遮蔽的当下生存状态的见证。主人公殷正高，1980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岳阳市副市长，当时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为百姓所拥护。1988年因为向上反映市长谭照华以权谋私的问题，被停职审查。殷正高退出政坛后，成为一个思想者，写文章，印书，自办网站。《我们》以殷正高的社会交往为主线，从湖南到北京，展示了几代关心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这部电影里，黄文海发现了“公民”，同样体验了一种“思考，写作就是行动；而行动也仅仅止于思考和写作”的焦灼、彷徨。这部纪录电影充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式的氛围。

幻灭、虚无与焦灼、恐惧，随着拍摄、剪辑的过程，都渗透进黄文海自己的生命与心境。为他赢得国际影评人关注以及创作基金支持的《混沌三部曲》，同样也仿佛将他拖入一块厚重的黑色帘幕之后，“你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黑暗啊？为什么这么绝望？为什么这么悲哀？”

四年前，信仰佛教的母亲开始经常带黄文海参加老家佛教团体“助念团”的活动。这个大约300人的民间团体，由湖南岳阳一些佛教徒自发组织，希望通过宗教改善他们的生活与灵魂。主要是对孤寡老人进行临终关怀和帮助残疾人。所有行为皆为无偿。

接近四十，黄文海感到自己该是思考生死问题的年龄。佛经里讲一呼一吸的难得，给他很大感悟与温暖：“汪洋大海上，一只没有眼睛的乌龟浮上水面，这时候正好有一块木头漂上来，木头上正好有一个孔，孔又与乌龟的头正好吻合—只有当这一切都发生时，乌龟才呼吸到了水面的空气。人生的概率就是这样。父母给你这条命太难得了，你应该用这生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或相视一笑，或泣泪承担

《西方去此不远》就是黄文海学佛四年的一个小结。这部关于信仰的电影，并非宗教宣讲，事实上与他的《混沌三部曲》一样，黄文海并不喜欢在他的电影里表达作者明确的观点与倾向，也不给出结论与答案。“百感交集”是他电影的状态，他也认为目前中国现实的宗教处境非常复杂，绝不是一厢情愿的美好。他常常在一个温暖的镜头后面紧接一个批判性的场景。比如，与某佛教“助念团”成员到鱼市上买鱼放生的镜头并置的，是一位居士大段的独白，表达她如何想要结束现世的生命随菩萨而去。“佛教是最反对自杀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虔诚信佛的人反而一心一意向往死？”

四年的拍摄中，他依然目睹了大量的黑暗。可是他感到自己的心态在变化，“对人性的看法比以前开阔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执着于黑暗与苦难的主题，而是从中体悟更多的责任：“佛经里说：或相视一笑，或泣泪承担。这是讲责任。它告诉你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即便是哭过之后，你还是要自己承担起来。”

他有一个新的庞大的计划，用十几个短片来纪录当下的中国，这次在威尼斯展映的《壳》就是其中之一。《壳》的背景是一间位于长江主干道边的庞大造船厂，在这里建造的十条船都是来自德国的订单，每艘造价1500万欧元—但，合同规定，这笔钱中60%都要用于购买德国的仪器设备与设计。中国工人夜以继日匍匐在庞大的钢铁龙骨上，他们用肉身打造的，是船最庞大、最吸引人同时也最廉价的外壳。工地的喧嚣，电焊的噪音，在影院里回响，包裹观众，“你可能感到无法忍受，但你所体验的还只是中国工人生命里的十分钟。”短片的结尾，是夜幕降临，工人们爬下脚手架回到简陋的宿舍，一个年轻人光着上身开始静静地练习打拳—他曾经学过功夫。在一套行云流水般的拳脚展示里，生命力透过这位工人流光溢彩的肌肉韵律迸射而出。没有言语，黄文海自己却是感动涕零。在他看来，这就是贫瘠中国的希望。

在文化领域也是一样。“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参天大树，没有森林，但是我们有胡杨林，有荆棘。哪里有水源就往哪里长呗，有一天你可能发现，我们的根比树干还长。”他说，中国电影为什么假大空？是因为缺少纪录片传统，不敢直面真实。而这些年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坚持、成长，有一天也必将成为滋养整个电影创作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