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四十条”,有为无为间“促转变”

2010-05-27 08:54:31

在过去的两周里,欧元危机的扩大重创了全球股市,给复苏不久的全球经济蒙上了新的阴影。如果要追寻此次欧元危机的根源与教训,我们会发现它与一年半之前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有惊人的相似。根本原因都在于经济管制的约束力跟不上实际的需求,经济规则和契约对一些庞大的机构失去了实际的约束力。另外,在很多需要公权力催化促进的地方,政府缺位了。

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的干预和引导,这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的新共识。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强调尊重市场的自发秩序,但金融危机提醒了我们,其实政府干预和引导也是自发秩序的一部分,这种公权力实际上是来自于各个市场经济主体的需要和自发的权力让渡。

政府除了要为市场经济提供产权、契约和秩序的法律保障,还要在一些关节点上四两拨千斤,发挥引导与促变的功能。比如产业结构的转型,一些整体性的经济迁移,单靠企业自己是很难自发完成的,需要政府公权力来介入。

对全球经济而言,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已经进入瓶颈期,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也看到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参与,都在结构调整中做一些四两拨千斤的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自由原则和自发秩序并不矛盾。

近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意见》八大点四十条(简称“四十条”),直接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工作措施。

据了解,广东是第一个在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后出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件的省份。“四十条”既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管制新思维、新潮流中的一部分。

与世界经济一样,中国经济、广东经济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单个企业的效益提高,而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转变。这种整体性需求就必然需要政府参与。市场经济主体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政府的“有为”,而不是放任。

比如,“四十条”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这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同时投入的产业集群。这就需要政府给企业提供一种好的预期,做一些促进和协调工作,否则就是群龙无首,产业集群起不来,单个新型产业就毫无竞争力。

此次“四十条”正是做了这一催化引导的工作,用财政、税收、土地、物价、金融等联动手段,促进企业对新产业未来收益预期的形成,以此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除了讲“有为”,“四十条”同样注重“无为”。我们注意到,此次广东出台的一系列促转变措施,政府做的事情不少,但同时又严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和干预的界限。没有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也不搞“国进民退”。

“四十条”在促转变中,将政府行为的重点放在改善大环境,为企业提供宏观环境的服务上面。是诱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不是强制指令让企业淘汰或者升级,更不是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比如,“四十条”希望深入推进“广货全国行”。支持企业在国内主要城市建立“广东商贸城”、“广东商品直销中心”等内销平台。但并不是由政府出钱去建。

“四十条”要求以“新十项工程”为抓手,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但其目的并不是用“铁公基”去直接拉动GDP增长,而是强调基础设施对新经济的服务作用,要求“促进投资合理稳定增长”。

“四十条”要求引进高层次人才,手段不是靠政府直接运作,而是在外围为人才创造好的生活条件,比如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

这种“有为”与“无为”并重的经济管理艺术,体现了广东人历来尊重市场的好传统,同时,也体现了执政者对世界经济新的形势和管理方式新变革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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