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副省长”

2010-05-20 06:10:27

时光倒流几十年,大学生差不多是凤毛麟角。说某某是大学生或大学出身,恐怕比今天说某某是博士或教授还让人高看一眼。而我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加之身为家族长子系列中的长子,自然被寄予厚望。不妨说,光宗耀祖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我瘦弱的肩膀上。例如祖父,我上大学后,他几乎见人就说“我大孙子上大学了”,而对于仍在地垄沟里滚爬的孙子则绝口不提。我考上研究生后,他又有了新的骄傲,赶紧向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宣布“我大孙子考上研究员了!”—我至今都不明白研究生何以在祖父口中变成了研究员。

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是我的父亲,次子自然是我的叔叔。虽然家族人多,但对我的人生走向较有政治性影响的几乎只此两人。耐人寻味的是,两人对我的期望完全两样。叔叔挂在嘴上的说法是:“好好干,争取将来弄个中央委员、弄个副省长什么的干干,老叔我也脸上有光,也扬眉吐气一回!”叔叔这么说的时候确乎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仿佛他眼前凄凄惶惶坐在瘸了一条腿的小板凳上的我果真成了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容光焕发的中央委员或副省长。说实话,这话说得我颇不自在,也无法应答。既不能说“好,老叔你就听我的捷报吧”,又不能说“老叔啊,我怕不是那块料”—我怎么忍心扫叔叔的兴呢?至少让他在虚拟世界中高兴五分钟也好。父亲则相反,话语不多,记得只在我大学毕业前夕缓缓跟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好好搞你的专业就行了。不要当干部,记住,不要当干部,什么干部都不要当!跟什么打交道都可以,千万不要跟人打交道!”这么写的此时此刻,我眼前清楚浮现出父亲好像透露心底深藏已久的某个秘密信息似的表情和眼神。

不用说,两人都是为了我好才那么说的,都是漫长人生旅程中形成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但为什么二者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呢?一个叫我当官,当大官,当到副省长;一个叫我不要当,什么官都不要当。何以如此呢?说起来,两人都多少算是个官。父亲是公社(现在的乡镇)一般干部,相当于股长吧。叔叔从部队转业后,在县政府最后升到县级市的正局级。但细想之下,同样当官,其中又有不同:父亲始终没能升上去,几十年都是股长级一般干部。叔叔则从一般干部升到了中层干部,在县级市里基本是领导干部了。我想,大约正是这点导致了两人对我的指导或期望的不同。就是说,父亲仕途很早就被封死,再挣扎也是枉然,于是腻了;而叔叔仕途相对顺畅,升了上去,于是“野”了。换言之,在上司以至体制这道关隘面前,一个鸣金收兵,一个击鼓而进。其实,这未尝不是官场上中国人两种较为典型的心态及其选择。这其中有性格因素、能力因素、兴趣因素、机遇因素和环境因素,一言难尽。就父亲来说,后来我猜想主要是性格因素。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笔头口头都在他的许多同事之上,但性格不行,“一根筋”,不会通融,直言不讳,说话往往让领导下不来台。相比之下,叔叔则圆通些,一般不至于让任何人下不来台。

作为晚辈,我对两人的话都认真考虑了。但应该听谁的呢?起初当然听叔叔的。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确不是当官的料,不要说副省长,连党支部副书记都当不了。因为我遗传了父亲的“一根筋”。于是—尽管不大情愿—转而听父亲的。“一根筋”固然不适于当官,但搞专业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三十年春秋流转,当年同窗或商海弄潮腰缠万贯,或中原逐鹿呼啸一方,而我始终不为所动。白天黑板涂鸦,晚间稿纸涂鸦。孤灯冷月,风雨兼程。人或不堪清苦,而我陶醉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就结果来说,我大体落实了父亲的意愿。而已经退休的叔叔直到去年夏天还“唆使”我做最后一搏:“弄个副省长干干!”

不料,前天晚上通电话当中忽然一反常态:“跟你说,还是你选择得对啊,连咱们县城一中都看你的书都知道你,副省长谁知道!老叔我脸上有光啊!”

叔叔终于从官本位中解脱出来。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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