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可以走多远

2010-02-25 03:03:03

“‘中国模式’是否能拯救世界,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的,就是NO,是不可能的。”地产大亨王石在2月的一次会议上这样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3000万,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关注。随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渐渐在国际上流行,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让中国模式再次引发热议。“中国模式”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又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条道路是否能一直持续?它将指引中国走向何方?对“中国模式”向何处去的探讨,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议题。

“中国模式”前世今生

“‘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也说不大清楚。”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

高梁认为,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西方和其他一些地区,对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独特道路感到迷惑。“像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被认为是成功的不多,另外一种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南美洲的国家,搞了好久也没多大起色。他们搞市场经济比我们早,也没见有什么起色。但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后就像水闸放开一样不可阻挡,大家都想探寻中国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从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探索新的经济模式的道路。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的经验是: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手段,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发展中的问题也不少,不宜或还不足以称为“模式”,应该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君如就认为:“国际社会不要因为中国的发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过度反应。我主张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国模式’。”

他表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主张提“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人民日报社编委、海外版总编詹国枢则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实践成功了,我们总结出来,也就成了模式。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的话,‘中国模式’在我们的前60年尤其是前30年是存在的,而且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到了2049年,‘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取决于我们是否成功。”

“中国模式”走向何方

从布鲁塞尔到华盛顿,从拉美的崇山峻岭到非洲大陆的广袤草原,从莫斯科到开罗,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惊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本轮金融危机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谈论如何度过危机,避免国家经济陷入崩溃时,世界各国却在看着中国人四处出击,大肆购买。他们颠覆了以前的观念,中国的成功不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在西方眼见中国经济成功,发力研究“中国模式”,热议中国模式的背景下,学者秦晖冷静指出:我觉得所谓“中国模式”,往往有这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会失败的,因此不可取。一种说它是成功的,因此是可取的。而成功和失败往往又以经济增长为标准。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经济高增长,一定是可取的吗?

“如果政府能够更好地处理好社会秩序,建设一个更好的框架,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不是说这样就是全部都是好的,现在问题也很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对于在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发力,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梁有些担忧。

不仅是秦晖、高梁,在西方的强烈关注下,不少国内学者都在对“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可持续性进行冷静反思。

“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模式’就是‘市场加专制’,几乎属于骂大街。世界上有一大堆从未实行过‘计划经济’,属于‘市场经济’的‘专制’国家,怎么就没成功?”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内涵的理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表示不认同,他更倾向于用“当代中华体制”取代所谓“中国模式”。

在潘维心目中,“当代中华体制”分三个层次:国民经济、民本政治和社稷体制,三位一体,共12个支柱。

“国民经济”即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即: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即: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社会网与行政网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究竟会走向何方?或许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很显然,要使得“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必须继续学习好的国际经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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