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在欧风美雨中思考民族之路

2009-12-24 16:56:43
白先勇,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教授,旅美昆曲评论家,著名作家,昆剧“青春版”《牡丹亭》、新版《玉簪记》总策划。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3年入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在华语文学界享有盛誉。

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不过,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

回首创作:文学须有延续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文学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勇重寻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勇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又谈起余英时、许倬云:“他们的思想博大,对台湾思想界、学术界影响很大。”

我没想到当年白崇禧家也经历白色恐怖,便说起叶嘉莹的丈夫1949年在台湾被拘捕,次年她也被拘捕,独自带着出世不久的长女言言度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人生况味如同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所言:“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白先勇在台大读书时听过叶嘉莹的课:“师真是师中的老师,她讲起诗词来,多少个钟头都不累的。老师像苦行僧一样,到处去演讲,推行念古诗的运动。我非常佩服她。”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过去,往事恍如昨日。白先勇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没有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功夫。”

我问:“1949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勇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勇说:“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

复兴传统:成败在此一举

1956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1957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3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1965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勇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

近年来,为了推动昆曲《牡丹亭》和《玉簪记》,白先勇甘当“昆曲义工”,常去大陆。他谈起观感:“大陆太复杂了,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先不管好坏,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这是一喜。中国是不管怎么样要起来了,这也有一忧,因为这样喷出来,环境的破坏,人心的浮躁,需要精神的建设。经济慢慢起来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其实都是很困难、很严肃的课题。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来不及想,都在讲马上见效的业绩。还没坐下来深深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

白先勇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无论是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还是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禁不住道:“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能够打破国籍、语言、文化背景的界限。”白先勇也坦言:“昆曲花了我太多时间,耽误了我的写作,身体上也吃不消。我最好就是坐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看,不要自己做。但是,我眼看着昆曲真有失传的危险,老师们都老了,快教不动了,要快点抢救,不然可能就断掉了。”

白先勇说:“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文化。我们有过相当辉煌的文化传统,从19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式微了,还没恢复过来。我觉得21世纪是一个转捩点,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再兴不起来,就危险了,这个时候,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所以,我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我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裔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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