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绯闻关乎民主

2009-12-17 04:15:47

在政治议题狭窄的通道上,日益娱乐化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关注名人绯闻。这些天,全球著名体育明星“老虎”艾德瑞克·泰格·伍兹遭遇“绯闻揭露”事件,媒体每日跟进报道。据中国媒体的形容:伍兹被抛弃与被放弃。他的妻子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就被发现摘掉了结婚戒指。而许多国际著名企业也宣布终止与伍兹的广告合同。媒体将这个结果称为是伍兹偷情的后遗症。

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对这个绯闻事件的关注中,缺少一些性别政治的视角。伍兹偷情的后遗症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病症是什么?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人们为什么会认为伍兹生病了?难道是美国社会对名人的道德要求标准比较高,普通人可以婚外情与婚外性,而名人则不行?

上期“性别伦理”专栏沈睿的文章从“婚外性的宽容度”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伍兹宣布无限期停赛以挽救婚姻家庭”的视角:在美国,性与婚姻的关系剥离,人们对家庭的社会责任感和婚姻的神圣性的认知比中国人强烈和清晰。我想,也许他们对婚姻、爱情与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更加深刻,因而他们的选择也比我们更加多元化。但我们却不能不关注中美在“亲密关系的建构中存在的民主化程度差异。”

在对婚外性存在宽容度的美国,性与婚姻关系的剥离背后有着这样一个背景: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他们遵循这样的逻辑:私人生活中也有政治,这在西方政治学话语中并不诡异。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提出名言:“个人的即政治的。”福柯、吉登斯在思考权力、民主这样的政治议题时,分析的内容就包括性史、性别关系。后现代政治理论甚至将同性恋活动作为一个微观政治的行动领域。

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就明确指出,民主不仅仅意味着公开论坛、一人一票或是协商与妥协的制度安排、公众责任等,民主还意味着个人生活的民主化,那就是,一种纯粹关系出现在男女两性的领域、家庭关系的领域、亲属关系以及友谊关系的领域中。在这里,纯粹关系指的是,每个人在“与别人平等相处的条件下”自由选择形成的一种关系。吉登斯提到,只有剔除了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控制性因素,女性才有可能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我认为,只有在这种纯粹关系形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婚外性的宽容度与自由度的问题。

因而,在西方,私人领域的民主化需要早就被提上民主的议事日程。而不像我们,一提到民主,只被理解为关乎公共生活,只和民族、国家层面的事务相关。如果我们忽视像性别关系这样的私人生活中存在的民主关系,我们的社会就容易发生断裂和失序。人们在要求政府有公德的同时,却找不到个体私德的底线,找不到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我们社会中,亲密关系也正处于发生变革的时代,我们却没有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提供给最基础的亲密关系——性别关系。男女两性依然不能处于平等位置,获取一种自治能力。例如,虽然我们赋予男女两性婚姻自主权,但离婚抚养孩子的女性总是很容易失去这种自我判断与选择的能力,进而很难享有这种权利。在西方,这就意味着女性与男性的纯粹关系没有形成,破坏了个人生活中的民主精神。

美国社会对伍兹偷情病症的诊断,大致是认为他作为一个名人,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因而在他与众多女性形成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其实是有权力控制因素的。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婚姻契约精神的挑战,更是对个人生活中“尊重、倾听、关怀”等民主内涵的蔑视,破坏了亲密关系建构中本应有的民主原则与基础。所以,我们看到的,多是对伍兹个人作为规则破坏者的反对,而不是对其妻子作为失败者的同情,和对小三们的道德谴责。

吉登斯曾说:“民主在公共领域的培养大体上首先是男性的事—女性最终主要通过自己的斗争也能设法参与进来。而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是一个不甚明显的过程,这恰恰部分由于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公共领域,但其含义却同样深刻。”

很明显,我们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忽视了亲密关系的民主化这一重要内容。隐匿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形式)总是无法得到传统伦理规则的调整,也无法得到现代权利规则的保障。中国女性主义试图重建一种以平等、关怀、尊重为核心内容的性别政治话语更是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如何能谈论个体伦理的自由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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