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载爵：高品质出版如何影响时代

联经出版公司的门市书籍琳琅满目，学术书专柜尤其显眼。二楼是专卖简体字书的“上海书店”。联经出版公司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适、钱穆、牟宗三的照片，他们的著作都由联经出版。那一天，林载爵先生主持联经编辑委员会的审查会议，参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于宗先、钱永祥、王 森等。晚上，一行人把酒畅谈学界趣事。

林载爵先生热情地介绍联经出版公司的情况，又细说自己的学思历程。多年来，他在出版与教学之间游刃有余。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他每周在台中市东海大学与台北市联经出版公司之间奔波，无怨无悔。

1974年5月4日，联合报系取《联合报》和《经济日报》首字而命名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诞生。那时林载爵还是一名大学生。1978年12月，联经出版公司聘任林载爵为编辑。

1981年，《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希望编一套供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文化史的书，主编是专门从美国请来的刘岱教授，由林载爵协助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底，完成了一套13册的《中国文化新论》。这套书获得了金鼎奖。随后，王惕吾出资送林载爵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两年，再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一年。1987年，林载爵回到台湾后任联经出版公司的总编辑。

联经是台湾出版学术著作的重要出版社。海外华人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如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林毓生的《思想与人物》、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都由联经出版。

2004年2月，林载爵主持联经投资设立简体字书专卖店“上海书店”。他介绍：“2003年7月，台湾开始可以公开销售简体字书。我们跟上海季风书园的严博非先生也蛮熟的，就想办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简体字书店。现在，‘上海书店’形成了由上海季风书园负责采购、上海外文书店负责出口、联经负责售的三角合作关系。”他还说：“我们‘上海书店’卖得最好的是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这些书在1990年以后台湾就出得比较少。另外是翻译书，很多东西台湾没有翻译，那就靠大陆。所以，台湾与大陆的出版界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学术出版联经品质最高

时代周报：2001年，影响你放弃东海大学的教职，成为专业出版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载爵：影响我做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参与联经的工作，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是台湾思想界的启蒙的年代，有关中国思想史是一个非常热的题目。那时候美国的学者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我跟余英时先生、林毓生先生、张灏先生都有很密切的接触，他们的著作都在联经出版，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所以，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我在大学里教书所产生的影响会更大。

第二个，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我1984年到1987年在国外念书三年，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资助我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奖学金，让我和家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国外念书三年，这种际遇不是任何人可以得到的。这个公司需要我的时候，也应该回报。所以反反复复地考虑，最后觉得王惕吾先生栽培的恩情我是永远必须要回报的。

第三个原因跟黄仁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到美国他家去拜访，相处非常愉快。第二次的碰面，我们已经变成非常好的朋友。1996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我邀请他到东海大学去作一系列的演讲，那是他第一次到台湾的大学作最有系统性的演讲，总题是《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他其实是把一生的学问全部综合起来，很有系统地讲。再加上后来黄仁宇把他的自传交托给我，在他去世之后做出版的工作，都让我觉得出版的影响力是蛮大的。这三点因素，让我决定放弃在东海大学的教职，变身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

时代周报：联经出版的学术类著作有什么特色？

林载爵：第一个特色，我们学术类的著作不是大学参考书，我们做的基本上是学者研究的专著。第二个，我们有一个编辑委员会，通常稿子都会经过编辑委员会的审查，在台湾还没有严格的审查程序的时候，联经的学术出版就已经有了，再请外面的两个学者来审查通过才出版。这个机制让联经的学术著作的品质保持得相当高。做学术出版的不是只有联经，但是在出版的品质上水准最高的应该是联经。编辑委员会的体制，是联经创办之初就建立的。

时代周报：在联经出版的学术著作里，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哪些？

林载爵：在1949年以后，台湾很多学生毕业出国去念书，特别是到美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些学者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教书，开始有了成就，台湾自己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也在增加。他们有西方学术的方法背景，把这些引进到台湾来，可以教给台湾人文学科的学生看中国历史的不同的角度、方法。

在1981年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才、足够的学者，这些人有足够的看法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集合了96位联经的学者把这12本书编辑出来，从文明的起源到制度、文学、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这套书出来以后影响确实非常大，因为这是代表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这样的历史诠释有一个意义就是在台湾用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中国历史文化。

第二个，联经陆续做了很多学人的著作的整理。最早是《齐如山全集》，后来是《傅斯年全集》、《萧公权全集》、《钱宾四全集》、《牟宗三全集》，之后是《胡适日记》。最近的就是《顾颉刚日记》。

第三个，个别学者写的最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联经出版，像杨联、张光直、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这些是联经在学术出版上比较重要的著作。

学术界对黄仁宇不公平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黄仁宇的学术研究？

林载爵：他的《万历十五年》是非常畅销的，但是因此台湾的学术界，后来变成大陆的学术界也一样，都认为黄仁宇的东西不是学院的作品，好像是一个业余历史学家一样。这一点我是最不满的，我认为是对黄仁宇最大的不公平，也不能因为最后他提出一个“中国大历史”的解释，就把他所下的工夫完全给否定掉了，黄仁宇的学术研究的根底绝对不输于学院里的任何一个人。你看他的自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他这辈子用力最深的著作就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他从1966年开始，花了七年的时间，研究真是扎实，所有的统计数据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而他背后的基础是什么？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史录》133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然后才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的。等到这本书出版之后，他再写《万历十五年》，最畅销的作品只花了一年的时间。有了前面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才会有后面的《万历十五年》，但现在是大家都用《万历十五年》来看他的东西，而忘掉了他过去在学术方面所花费的工夫。这看颠倒了，这对他学术研究所下的工夫有不公平的看法。

时代周报：我看了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没有想到他在美国那么不如意，有几段看了想掉眼泪，真是太可怜了。

时代周报：联经除了学术类著作，其他的书做得比较多的有哪些？

林载爵：小说做得也多。学术类的东西要赚钱并不容易。联经的创办宗旨，当然第一个就是出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销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块能够赚钱，让这个公司扩大发展。这部分就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商业书籍。三十多年来，我们也出版过不少的畅销书，小说类的与非小说类的，包括旅游、保健、商业的书，很多都卖得相当好。我们卖得最好的大概就是《魔戒》吧，卖了80万本，大概是联经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一套书。

时代周报：除了“上海书店”专卖简体字书以外，联经跟大陆出版界合作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林载爵：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版权的交易，这两年来我们和北京中华书局有个更进一步合作的协议。我们朝向多方面的合作，比如我们“上海书店”每年会办中华书局的书展，他们也会有人过来互相交流，我们共同提出出版计划，这些都在进行当中。

时代周报：台湾的出版界，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林载爵：从来没有过去，台湾的出版业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状态。

时代周报：现在到底有多少出版社？

林载爵：登记有七千家，但是正常出书的，每年出版4本以上的大概是九百多家，规模比较大、定期出书的大概是一百家。

时代周报：学术类的出版社还多吗？

林载爵：学术类的就很少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联经在做，三民书局、允晨文化也做一些，但是数量都很小。数量比较大的大概就是联经。

时代周报：比较突出的文学类出版社有哪些？

林载爵：文学类的书，大概每个出版社都会做一些。九歌、印刻、联合文学都是专业的文学出版社，但是综合性的出版社比如联经、时报，也都有做文学书。

时代周报：现在电子传媒的不断出现，对出版业的冲击大吗？

林载爵：到目前来讲，我觉得应该还好。很多人都说会有影响，但是据我看，并不会因为网络的发展等而影响到阅读。因为台湾出版界每年的产值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说购买书的行为会改变。传统的一些实体书店因而逐渐在衰退，但是网络书店就成长，买书的人跑到网络书店的会逐渐增加，越来越多，但是整体来讲并没有减少。但是未来主要是数字出版变成一个独立的发展形态，这部分是将来一个新的出版方向，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新的领域。

实习生张丽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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