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2009-11-05 02:04:40
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10月26日晚,这位擅述他人故事、亦庄亦谐的历史学家,却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对历史的洞察,于89岁高龄安然离世。

2007年,纽约的秋天让人心醉。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步行到夏志清先生家聊了两个下午。先生谈话信马由缰,可以想见当年他与唐德刚先生碰在一起是何等热闹。当我提起先生,先生不免黯然神伤:“唐德刚住在新泽西,有一天不会关电脑,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其实已经中风了。”我想,没有与先生斗嘴的日子,先生是寂寞的。

我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身体不好,虽然几经致意,还是不敢奢望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大家。正当我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纽约时,唐德刚先生的老同学马大任先生打来电话:“我刚去了唐德刚家,太太说欢迎你去他们家访问。”我顿时欣喜若狂。当晚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电话,才知从纽约到新泽西的唐府路途遥远。“你那里有没有传真机?我传真一张地图给你好了。”太太说,“要不然你就一路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指路。”

20071128日中午,在太太的指引下,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了新泽西唐府。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太太已在门口等候,引入二楼客厅后,略为寒暄,她便请我稍坐,入内去照顾唐先生。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唐德刚在1990年曾写过《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一文。我细看家中书画,首先入眼的是胡适19601013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又见班禅额尔德尼写给“开先先生”的字,于右任的书法请“昭文仁仲、德刚先生俪正”,徐悲鸿的画作则是湖上双鹅。

约一刻钟后,唐德刚穿着睡袍,双手扶着助行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不好意思,人老啦,走得慢……”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他大半的安徽口音。

太太帮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讲到开心处,他欢笑鼓掌;而到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他说,幸亏自己选择到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先生曾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我真不清楚这些故事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是动听的“说书”。

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写不出来。”听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只是偶尔接上一句,他就说:“很少人像你提出这样的历史问题,我大感知音!”临近黄昏,我怕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他神情犹如小孩,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这时我可以感觉到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生逢其时,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纽约是一个大码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象。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斯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正是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先生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也没钱。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司机,又可陪胡伯母打麻将。”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陈之藩先生却说:“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

陈之藩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先生答:“李宗仁就是一个China 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China Town喝茶吃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说,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的,是谁呀?”

我又问:“夫人郭德洁是什么样的人?”先生答:“郭德洁是一个美女。夫人还会跳舞、开车,长得漂亮。我称她为Madam Li,绝对不叫她Mrs. Li,人家是全国第一夫人。所以郭德洁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见外宾都让我介绍。”

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七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唐德刚说。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这时李宗仁心里不服,唐德刚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大谈“二战”国际局势时,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唐德刚和李宗仁七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辛丰年先生曾说:“我不是很满意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让人太满意了。我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当唐德刚忙于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去访问顾维钧。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

唐德刚回忆,顾维钧因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像胡适和李宗仁待他如子侄。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他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

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和其他外行人一样,以为写本回忆录“我讲你写”就成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这)至少要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曾自述。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李宗仁跟蒋介石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走出“历史三峡”

纵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但其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相当分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其余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他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

在访问他时,我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先生兴致颇高:“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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