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积怨推动官员问责制

湖南浏阳化工厂长期的镉污染，终于酿成一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化工厂被永久关闭，周边群众获得补助，负有直接责任的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则被停职。这只是近年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事件中的一起。曾经支撑中国GDP高速发展的中国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维系中国稳定的力量。现在，它却成了转型期矛盾爆发的主要源头。这种悖反，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续。

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先经济后政治的次序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关于社会该如何转型，学界有着五花八门的主张。在执政党，则显示了某种笃定的坚持。改革之初，从毛主席纪念堂在拆除传言中的修建，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坚守有其一贯性。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在“国退民进”中贯穿了改革30年的历程。如果说，“稳定压倒一切”可以作为观测现实政治发展脉络的一条线索的话，那这种“经济挂帅”的政策取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不做价值判断，仅就事实的可能性分析，我认为，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长达近30年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是以很多权利的受损为代价的。如果中国在“文革”派性与暴力文化废墟上启动的改革开放，未能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那种基础上即便有政治体制的变革，恐怕也只落了个自由和混乱一样多的结果。

经济的崛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并加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有利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的稳定。一个附带效果是，整个社会“民生”的方向还将指向其他方面。该来的终将到来。曾经负载着带动一方就业与发展的高污染企业，所能释放的红利已经殆尽。附近民众更多的感悟是，你污染了周边环境伤害了我们的身体，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补偿？

在其他转型社会，环保运动也常是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先行者。譬如台湾，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杜邦运动，开启了岛内社运的黄金十年。目前，大陆数量最多也最活跃的民间组织是环保NGO，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因污染导致的社会冲撞还将大量发生。因环保问题表面上距政治有些远，维权者的诉求也容易博得社会同情，故容易取得进展。从目前中央政府处理这类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思路上看，与经济领域有类似之处，同样是关注民生。浏阳镉污染事件，也已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沿着这一个案的走向，你看到的将是，一个新的社会领域关注民生时代的到来。它的具体表现是，GDP的一票否决制日渐让位于群体事件的问责，政府官员将在类似的污染事件中承担更大责任。而民间，将在维权的狂欢中，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