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积怨推动官员问责制

2009-11-28 23:28:56

 

湖南浏阳化工厂长期的镉污染,终于酿成一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化工厂被永久关闭,周边群众获得补助,负有直接责任的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则被停职。这只是近年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事件中的一起。曾经支撑中国GDP高速发展的中国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维系中国稳定的力量。现在,它却成了转型期矛盾爆发的主要源头。这种悖反,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续。

 

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先经济后政治的次序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关于社会该如何转型,学界有着五花八门的主张。在执政党,则显示了某种笃定的坚持。改革之初,从毛主席纪念堂在拆除传言中的修建,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坚守有其一贯性。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在“国退民进”中贯穿了改革30年的历程。如果说,“稳定压倒一切”可以作为观测现实政治发展脉络的一条线索的话,那这种“经济挂帅”的政策取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不做价值判断,仅就事实的可能性分析,我认为,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长达近30年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是以很多权利的受损为代价的。如果中国在“文革”派性与暴力文化废墟上启动的改革开放,未能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那种基础上即便有政治体制的变革,恐怕也只落了个自由和混乱一样多的结果。

 

经济的崛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并加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有利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的稳定。一个附带效果是,整个社会“民生”的方向还将指向其他方面。该来的终将到来。曾经负载着带动一方就业与发展的高污染企业,所能释放的红利已经殆尽。附近民众更多的感悟是,你污染了周边环境伤害了我们的身体,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补偿?

 

在其他转型社会,环保运动也常是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先行者。譬如台湾,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杜邦运动,开启了岛内社运的黄金十年。目前,大陆数量最多也最活跃的民间组织是环保NGO,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因污染导致的社会冲撞还将大量发生。因环保问题表面上距政治有些远,维权者的诉求也容易博得社会同情,故容易取得进展。从目前中央政府处理这类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思路上看,与经济领域有类似之处,同样是关注民生。浏阳镉污染事件,也已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沿着这一个案的走向,你看到的将是,一个新的社会领域关注民生时代的到来。它的具体表现是,GDP的一票否决制日渐让位于群体事件的问责,政府官员将在类似的污染事件中承担更大责任。而民间,将在维权的狂欢中,痛并快乐着。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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