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的政治智慧

2019-08-18 12:21:33

温总理提交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我看来,最意味深长的是这句话:“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落实有力,就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GDP“保八”的目标出现在报告中,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和199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类似,GDP被赋予了过多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蕴涵,尤其在建国60周年之际,它亦被视作“维稳”的不二利器。较为突兀的是,温总理在三个修饰语后,仍仅表示“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按照政府惯常的话语表达,或出于提振信心的需要,或为表明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宣示某一目标时,用的几乎无一例外为“一定实现”。“有可能”这个带有高度不确定的词汇,出于不断强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的温总理之口,自是透出别样一种信息。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尚未见底”几乎是主流经济学界当下的唯一共识—至于什么时候到底,没有人会笃定地告诉你。

想当年,美国次贷危机乍现,经济学界尚一片乐观,有谁预料到今日全球性的惨淡景象。各种预测报告不断下修各国及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亦表明经济学家的节节败退。既然他们对宏观经济预测的准确性,甚至低于掷骰子的几率,那我们又怎能对他们的夸夸其谈树立信心。更何况,这些以掌握“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自诩的学者们也早已陷入对经济前景的悲魔情绪中呢。温总理的语带保留,在我看来,此其一因。

其二,在日益多元的信息化时代,一纸政府工作报告,在提振政府及民众信心的维度上,所能贡献的力量亦渐式微。与其只是做一个自信的宣示,还要面对可能跳脚的风险,不如实事求是,谦卑面对不确定时代和自身理性的局限。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宣称“保八”,但最终也只收获7.8%的经济增长率;相较于10年前,中国目下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显然在加深。“保八”未尝不可作为矢志的目标,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比斩钉截铁赌明天似更具政治智慧。

如此说,并非否认信心的力量。但我更愿强调,借着全球金融海啸的东风,重新构筑信任的重要性。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强调,一个高信任度社会对经济繁荣的贡献:“现代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却不足以构成现代繁荣和社会安康的充分条件,它们还必须与某些传统和道德习俗相结合。”

发自美国的金融海啸,给了学界一个重新审查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机会,片面地认为每个人的自私将导致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思想,即便传承自“斯密,也是不靠谱的。更何况,斯密还有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更恰当阐释。中国学界可能也需一个从理念上重新清理既有思维的过程。应对短期危机之际,亦是重建中国经济新秩序的契机。

而福山在书中未多提及,但对政府而言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应重新取得民众更多的信任。景气低迷期间,尤需官民携手共度时艰。从4万亿投资去向备受民间关注,到基层公安局长京城轮训,既显示出民间对政府信任的期待,也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现状的把握。而让一线公安局长掌握更多缓解治安与群体事件的技巧与能力,尚只是治标之策,即便从“维稳”的角度,政府亦该整顿吏治、革新体制,向民众展现新气象。更何况,从更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角度考量,政府自身建设与社会信任重筑,均是关乎民族国家百年兴衰的大计。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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