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道德觉醒是中国改革新动力

2019-08-18 12:21:09

连续三年进入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前十名的“中国首善”陈光标,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对媒体透露:人总会老的,在我写的议案中,我认为,富人应该缴纳遗产税,至于这个遗产税的比率,至少应为60%。我捐得越多,得到的越多。他引用卡耐基的名言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在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能地为自己所在的利益群体代言,纷纷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暂停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在医药卫生界委员提案称“中国人看病既不难也不贵”等等的当下,陈光标的议案有如晴天霹雳,发出了令人提气令人振奋的时代最强音,昭示着中国精英的道德觉醒。 

理论上,各利益群体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言人进入政治代议程序,为自己群体的利益代言,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也应该看到,每个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资源是不平等的,一千只蚊子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与一只老虎达成平衡。参政议政者背后所依托的资源,往往决定着他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谈判能力。因此,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始终伴随着“富人阶层”贵族般的、带着神圣光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自觉。这里的“富人阶层”,不单指有钱阶层,也指权力阶层和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较大发言权的阶层。因为不只有政治权力是权力,金钱和文化也是权力。 

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作者谈的是世界普遍经验,并不特指中国。在这方面,我们传统的蛋糕做大理论是无法扭转局面的。因为在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机制下,往往意味着蛋糕越大,穷人获得份额越小,其绝对收入的增长远远抵不上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损失。因此,无论是物质生活上的挤压,还是精神心理上的不平衡,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失衡与社会对抗。诚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真知:“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这时候,全面唤醒“富人阶层”的社会道德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其主动让步,是健康的改革与发展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关键动力之所在。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身上都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财富对富人而言只是一堆数字,但要是一再让穷人一步步退让,那他很快就退到生存线以下了,更甭说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美国前总统布什准备取消“遗产税”时,索罗斯、巴菲特等美国最顶尖的120名富翁却公然反对,主动以花钱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的形式向国会请愿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造福穷人,他们认为减税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少政府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在那里,富人的道德自觉已经成为习惯,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圣经”。 

“富人阶层”的道德觉醒与自觉的妥协让步,不仅符合社会的公平诉求,而且符合社会的效率需要。比如遗产税的征收,使后一代站在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拉近“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理想,也使富人的后代免于成为纨绔子弟,如先贤林则徐名联:子孙若如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效率方面,则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逻辑关系。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简单而明确: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结果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小资本得以解放,社会效率大增,就连被抑制的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得到加倍补偿!社会矛盾缓和,经济效率提高,政治稳定性大大增强。

富人的道德觉醒,不仅仅在于生前或死后捐献财富,更在于努力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影响力,影响甚至左右制度变革,为弱势群体开创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与上升空间。如果说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权力话语,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立身”阶段、以千金散尽的气概“还富于民”则是“立德”境界,那么,通过建言立制,确立社会公平、公正的竞争制度,则是传统文化中完美人格与人生中的最高境界—“立言”定法。期待也相信“富人阶层”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陈光标们,立身立德立言,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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