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懿洲：不像人大代表的代表

3月6日，人大代表会餐。奥运冠军、人大代表冼东妹在和同桌上的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冼东妹注意到身边有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娃娃脸的小伙子。冼东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和他握手。

冼东妹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也戴着人大代表的胸牌，他叫姚懿洲，贵州代表团的成员。冼东妹赶紧向他道歉：“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是服务员呢。”

其实这样的事，对于姚懿洲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他个子小，又只有20多岁，在一些地方接待人大代表的活动中，下飞机时，他常是接不到鲜花的一个，考察时，也常被当成领导的跟班或一般工作人员。

姚懿洲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这个场景时，龇着牙直笑。喜欢思考、“心中只有问题”的姚懿洲，对此并不以为意，他倒是很珍惜当选为人大代表这一参政议政机会，独有自己的一套参政构想。

通过110了解中国

“我当选代表之前并不关心人大代表，觉得人大代表对生活也没产生什么影响。”姚懿洲回忆道。姚懿洲去年刚成为代表的时候，参政议政的意识还不强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跟着其他人大代表一起到处视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大代表这个位置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年来，姚懿洲一有空闲，就凭借自己人大代表的“特权”，到当地110那里，跟110的警察到处跑，看世间百态，看社情民意，促使原本就爱思考的姚懿洲开始发掘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道德和机制问题。

姚懿洲发现，基层社会存在着部门职能相配合不好的问题。身为全国人大代表足球队主力的他，用足球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好像一个足球队，队友不给你好好传球，明明可以给你传一个球就能一脚进门，偏偏给你一个头球，怎么办？”

“现在的政策执行机制就是一巴掌拍到底，在中央、省、基层三个层次上，缺乏中间层的回应机制。”姚懿洲认为，人大代表就应该起这样的一个反馈作用，把群众的声音带到两会上。

但怀着满腔热情的姚懿洲也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人大会议上，尽管他多次举手要求发言，但之前官员们对这一年工作总结性的发言，占据了讨论会绝大多数的时间，导致姚懿洲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

天上掉下个“代表证”

对于自己为啥能当上这个人大代表，姚懿洲至今没想明白，就像突然间“天上掉下个‘代表证’”。有一天，在一次活动中，他们玉屏县的县委书记拍了一下姚懿洲的肩膀说，你选上了。姚懿洲纳闷：“我选上啥了？”但并没敢问。一段时间后，当地新一届人大代表名单公布后，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姚懿洲猜测，自己能坐上这个代表的位置，应该是因为自己对保护玉屏箫笛这一珍贵的贵州文化遗产的一点贡献和与众不同的就业经历。

姚懿洲2004年从贵州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曾经和其他同学一样，想去省会贵阳找一份工作，但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姚懿洲有一种不被重视的感觉，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工作不适合他，姚懿洲毅然辞职。

 回到家中的姚懿洲开始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我当时甚至想到了死亡，一个人应该怎样死去的问题。”姚懿洲回忆道。但他最终明白了，要过一种付出并帮助别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才会快乐。

 机缘就这样来了。姚懿洲的家乡玉屏正举行有关玉屏箫笛的活动，而姚懿洲作为一个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精湛的技艺也打动了玉屏箫笛厂厂长，他主动邀请姚懿洲来厂里参观。

通过厂长的介绍，姚懿洲这才了解到，玉屏箫笛是与茅台酒并称的“贵州三宝”之一，是有600多年的传统民族乐器，曾是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友人的重要礼物。2006年就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厂长告诉他，厂里这50多年来都没有大学生。姚懿洲猛然发现，在这里他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他没有跟家里商量，就应允了这份工作。

 刚开始的日子是极其艰难的。“第一个月我的工资是100块，第二个月200块，第三个月300块，接下来半年时间里都是300块。按照现在‘月光族’的说法，我就是‘日光族’啦，两三天钱就花完了”。生活的压力也使姚懿洲想过离开，但这立即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一定要厂里留住这个大学生。2006年2月，刚工作一年多的姚懿洲就被破格提拔为箫笛厂的副厂长。

当上了副厂长，姚懿洲开始尽心尽力地宣传玉屏箫笛这一中国最传统的乐器。2007年，姚懿洲率领厂里到杭州搞了一个推广玉屏箫笛的活动，在杭州引起了轰动。这件事也促使贵州省重视起玉屏箫笛的价值，并承诺投入800多万元开发玉屏箫笛这一“城市名片”。而26岁的姚懿洲也凭借他对玉屏箫笛的贡献，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脑子里都是问题

这一年来人大代表的经历也使年轻的姚懿洲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上人大代表后，姚懿洲以人大代表身份，到了北京、上海、厦门等较为发达的地区考察，还到过日本、韩国，喜欢社交的他收获颇丰。

作为“80后”，由于和其他代表在人生经历方面有所不同，姚懿洲觉得：“我更多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不受职位、地位或名气的影响，我用更单纯的方式看社会，想问题。”说到这些，姚懿洲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与他的娃娃脸不相符的成熟。

与此同时，姚懿洲也感到肩上的胆子更重了。再来到北京参加两会，姚懿洲的心态成熟了许多。他不再热衷于走人民大会堂前那40个台阶的“星光大道”，而是扶着他十分敬重的“老干妈”辣酱的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陶华碧，从侧门走进人民大会堂。一路虚心向这位“拼出来的”企业家学习怎样管理好厂子。

今年姚懿洲想要提一个有关质量安全的现实性议案。姚懿洲举例说：“在贵州九县一特区中，只有五个县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有三个县有检测食品质量的设备和能力。”对此姚懿洲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姚懿洲决心要当一个合格的代表，“要作出榜样，让大家觉得我有资格当”。在从招商引资、宣传、人才引进等方面搞好箫笛厂的同时，姚懿洲也希望能更好地履行他人大代表的职责，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姚懿洲强调：“我不擅长于谈感受、谈我当上人大代表有多激动多光荣，我脑子里考虑的都是问题，我该干什么事，该怎么做。这可能是我们‘80后’的特点吧，讲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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