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企业成本,国务院出大招治理“乱收费”

付聪
2017-02-21 02:10:46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胡怡建说:“这次总理要求部委带头,反映出当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降成本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时代周报记者 付聪 发自广州

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降低和规范涉企收费,进一步为实体经济减负。在这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国务院部门要带头治‘费’,切实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

提及涉企收费,去年福耀玻璃集团的老板曹德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民企大佬都曾公开表示过中国企业的费重。

对此,在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总理亲自回应表示:“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在过往涉企收费改革中,尽管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乱收费、收费不合理的现象依然存在。如今,总理更是要求部委带头降费。如果“营改增”将去年定义为“税改”大年,那么注定2017年将是“费改”大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胡怡建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这次总理要求部委带头,反映出当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降成本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市场化改革受阻,需要高层来带头打破。”

“这说明有关部门还把涉企收费视为唐僧肉。”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明文规定,但涉企收费立法尚不明确,具体收费自由裁量权又过大,导致收费名目过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透露,今年财政部将研究起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这无疑将加强降费的法制建设。李锦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确立这个管理条例,可以给企业保护自己的权力。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涉企乱收费的问题。”

制造业民企最受伤

要了解涉企收费,首先要了解涉企收费的种类。我国的涉企收费主要以收费的主体来划分,目前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主要包括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为收费主体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比如五险一金;第二类,以中介服务机构为收费主体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红顶中介的问题就是出自此类;第三类,则是以社会组织为收费主体的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比如各地方的企业协会。

除了以上三类,还有银行收费、垄断机构收费(水电气费)等其他收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经营压力增大,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多项治理涉企乱收费的政策文件。例如,2011年12月发布的《关于公布取消 253 项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资料显示,这项文件每年可以减少企业负担100亿元。

经过多年的整治,涉企乱收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行政事业性经费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率从2007年的1.3%下降到2012年的0.7%。2013年,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70%的企业认为不存在乱收费的现象,有5%的企业认为乱收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在这些被涉企乱收费所困扰的企业中,制造业的民企更是受害的典型。

李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尽管乱收费的问题,国企民企同样存在,但民企乱收费的问题更严重。遭遇乱收费,国企可能还有财政补贴,但民企就只能独自承担。”

李锦进一步分析指出:“与其他行业相比,由于制造业生产的环节与链条最长,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资格认定与测评,因此制造业涉企收费的项目就非常多。”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去年公开表示中国企业费重的福耀玻璃集团的曹德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他们两家的企业也正好都是民营的制造业大户。

宗庆后曾经对媒体公开表示娃哈哈在2016年前11个月缴的“费”已经高达4000万元,并且提及有500多种费需要交。今年1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对此作出了回应。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缴费共计金额7412万元。财政部表示,2016年娃哈哈集团尚无全年数据,但从2016年1-9月数据看,较2015年同期在缴费项目和金额上,均有一定程度减少。

红顶中介割韭菜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治理涉企乱收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即30号文),根据30号文的要求,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开始建立实施。这也标志着一项涉企收费合不合理,开始有了明确的界限。

据统计,201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减费降费措施,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截至 2016 年上半年,中央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定价项目缩减幅度 80%以上;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放开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近千项,缩减幅度 60%以上。

问题在于,尽管收费清单规范了涉企收费的名录。但很多乱收费的项目却变换名目继续存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此曾经打了一个比喻,“现在割掉一批韭菜(指清理收费),过一阵子又长出来了。”

“红顶中介”就是其中一个严峻的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海薇曾随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到地方调研“红顶中介”。她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通过调研,我们确实发现有部分‘红顶中介’与涉企乱收费的项目被取缔后,不久后又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

2016年5月23日,当李克强总理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务中心时,就曾提及:“清理涉企收费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利益盘根错节,会动到不少机构的‘奶酪’。”

广州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及:“我们发改委也只是列出宏观的政策,具体的任务还是需要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分解这个降费的任务。”

收费最大压力源:银行与垄断机构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出台政策减少涉企收费,不少涉企收费给企业的负担都在逐渐减少。但银行收费、垄断性机构收费已经成为企业缴费压力最大的来源。

根据最新数据,2015年有39%的企业感觉银行收费较重(或非常重)。还有45%的企业表示当下的垄断机构收费对于企业的负担过重。

宗申•比亚乔佛山摩托车企业有限公司的从业人员黄安云对此表示了赞同:“我们企业现在的电费非常高,几乎是我们现在涉企收费的主要成本。”

无独有偶,2015年11月18日,湖北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清理整治涉企收费专项督查组,到基层调研时,参会的企业代表直接表示“电力部门对我们企业收费太任性”。

针对这两项收费,其实国家也是早有动作。资料显示,自2013年10月到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对各类商业银行的150家分支机构收费情况进行了检查,实施经济制裁15.85亿元。据测算,几大行通过取消中间业务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达400亿元。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表示2016年实行的两次降低电价,直接为企业减负近470亿元。

胡怡建对时代周报分析认为:“无论是银行的收费,还是垄断行业的收费过高,这些与过去财政部、发改委设立收费清单不同。这些收费归根结底,是一些企业(指大银行、电信)自身的定价权决定的。”

胡怡建进一步指出:“银行与垄断性的企业,比如电信,他们由于掌握了市场稀缺化的资源,并处于垄断地位。当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当别的收费不断改善,其他成本降低时,这一块收费继续不变,企业的负担感自然会大幅加重。这一块的改革,背后本质上是对国企的改革。”

针对降费,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多个重要文件,但现在依然还没有一部法律文件对涉企收费作出规定。目前,有消息显示今年财政部将研究起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李锦认为“只有通过立法规范,才是解决涉企收费重、解决涉企乱收费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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