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GDP算法,中小城市压力最大

2016-07-19 02:33:57

杨国英

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刚刚公布,我国实现了6.7%的GDP增速—这是我国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首次公布的GDP。

一种声音认为,由于GDP核算方法的主要改变是将研发支出计入,因此改变核算方法后的GDP会更加好看一些,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有避重就轻之嫌。实际上,即便是作为调整核算方法后的结果,上半年6.7%的经济增速也并不好看。

不过,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所言,核算方法的调整对于GDP增速的影响十分有限—上半年GDP受核算方法调整影响的部分,只有0.02个百分点。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客观评价核算方法的调整。此外,将研发支出列入GDP核算是国际惯例,符合2009年联合国颁布的GDP核算标准《国民账户2008》,该标准目前被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纳。虽然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新力。因此,对于核算方法的调整还是要积极看待。

当下GDP不是不重要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调整GDP核算方法即反映了国家对GDP本身的重视。GDP崇拜在中国根深蒂固同时广受诟病,这种思维忽视了民生,忽视了贫富差距,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发展代价,因而有损社会公益,更违背了包括代际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然而,GDP绝非不重要,硬要打破GDP崇拜的惯性,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则可能会对相对稳定的社会面、经济面造成过大的冲击。尤其是考虑到当下经济疲软的现实,GDP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能否平稳实现去杠杆、去产能。

核算方法的改变不仅会使“经济画像”更为细致全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改变核算方法后,科技投入将会受到重视,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导向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靠一线城市带动。上海的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的3.6%,深圳是4.04%,北京则至少超过6%,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5%(2014年数据),因此,一线城市在GDP核算方法改变中的受益将最大,未来从中得到的发展动能也将最大,而创新基础薄弱的中小城市则在对比与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压力最大。不过,总的来说,如果说GDP的核算方法改变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机制,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将因此受益,而且,将时间尺度拉得越长,这种效果也就越明显。

研发是高门槛,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投入对GDP的比拼有贡献,则就很难杜绝政府以行政指令增加研发投入的结果,如此只能浪费资源、虚增GDP。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政府对基建的投入不同,研发上的投入增加并不会明显地带动就业,而充分的就业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比GDP的高增长无疑更重要—好在当下研发投入在GDP的占比较低,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政府战略的确激发了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但泡沫也同时存在,研发应按需投入。

(作者系财经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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