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党案(上)

2009-08-26 18:09:25

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胡惟庸党案是此类事件又一次重演,不过奇特得令人震惊,却又迷雾重重。

由于被胡惟庸株连的官员成千上万,官场上一片恐怖气氛,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文人学者多不敢记载此事。《明太祖实录》大抵是依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昭示奸党录》之类官方文书,来撰写事件的始末,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因此后人阅读这一段历史,不免扑朔迷离。1934年,吴晗在《燕京学报》发表论文《胡惟庸党案考》,才使真相大白:其一,胡惟庸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被“自私惨刻的怪杰”朱元璋处死,是咎由自取;其二,所谓胡惟庸及其党羽企图谋刺皇帝、勾通倭寇之类罪状,一概子虚乌有,是为了株连“胡党”而虚构的。

如果用老百姓关于“好人-坏人”的模式来衡量,胡惟庸肯定不是好人。《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原因就在于“窃弄威柄,构结祸乱”。这是毋庸置疑的。

和那些功勋卓著的元老相比,他只能算是一个宵小之徒。早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在元帅府当差,以后陆续担任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之类小官。此人善于钻营,见同乡(都是定远人)李善长以中书省左丞相掌握中央政府实权,贿赂黄金二百两,当上了太常寺卿,继而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按:中书省首长是左丞相、右丞相,其下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

洪武三年,杨宪以“怙宠溺职,变乱成法,中伤大臣”罪名,被处死,朱元璋以为胡惟庸是个人才,十分宠信。胡惟庸也小心谨慎,费尽心机迎合皇帝的旨意,因此官运亨通。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广洋被贬往广东,胡惟庸升任右丞相,继而又升任左丞相,正所谓“宠遇日甚”。

为大明王朝立下丰功伟绩的大将军徐达,为人正直,早就看穿了胡惟庸的奸猾本性,向朱元璋从容进言,希望有所提防。胡惟庸得知后,蓄意报复,用重金收买徐府门房福寿,诱使他诬陷徐达。幸亏福寿不为所动,事态才没有恶化。刘基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把胡惟庸比喻为劣马,胡惟庸指使亲信诬陷刘基坟地有“王气”,居心叵测,朱元璋信以为真。刘基病重,朱元璋命胡惟庸派医生去诊治,使刘基中毒而死。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愈来愈密切,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李善长的侄子,结成姻亲。自以为背景强硬的胡惟庸,得意忘形,贪贿弄权,更加肆无忌惮。

《明史·胡惟庸传》说,胡惟庸把持朝政多年,官员的生杀升降,不请示皇帝,自作主张。各级官员给皇帝的公文,必须经过他审阅,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扣押,不呈送皇帝。于是乎,四方躁进之徒,以及功臣武夫,纷纷投奔他的门下,贿赂金银、布帛、名马、古玩,数不胜数。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使得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感到前所未有的大权旁落。此前左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的右丞相汪广洋只知饮酒而不管事,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是隐而不显的。权势欲极强的朱元璋,用人多疑,颇有心计,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利用他和李善长的矛盾,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因此,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一举一动是了如指掌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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