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解除经费和职称束缚,方可人尽

2018-09-27 10:44:16
在推动成果的转化和企业产业提升的过程中,企业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那么科研人员也应该相应地获得更大的回报。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北京

3月7日上午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广东省委副主委、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应加大对科研体制创新的力度,从而推动广东体制创新的建设。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吴鸿表示,在当下,经济报酬对应用研究的支持基本形成通路,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还需要更多的支持。从科研经费到人才评价标准,各方面的改革都应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

优秀科学家不愿申请科研经费

时代周报:你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是什么?

吴鸿:在过去,由于科研经费数量不大,类型相对单一,加之各种机制体制都没有健全,科研经费管理相对来说是比较死板的,但是现在随着国家对科技的高度重视,对创新驱动的大力支持,研究经费投入巨大,类型繁多,如何用好科研经费,关键是如何通过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来提高和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应该是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方向。

但目前的科研管理机制体制,对于科学家在很多方面都约束过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家的创造力。

比如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就存在不少制约。首先,研究经费通常分为横向经费和纵向经费,横向经费主要是科学家和企业之间,为解决企业的关键技术或者提供产品,形成的一种合同关系。

在推动成果的转化和企业产业提升的过程中,企业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那么科研人员也应该相应地获得更大的回报。从目前的管理体制看,政府已经大力鼓励科学家,以成果入股或者自己成立公司,但在出成果以前,以及承担项目的过程中,企业给科学家资助的横向经费,一旦进入到科研院所或者大学以后,在经费的管理上,仍然严格按照政府的投资即“纵向经费”来管理。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项目主持人基本上很难拿到相应的劳务补贴,因为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经费,“劳务补贴”都是明确给课题组其他参与人员的,包括博士、硕士、聘用的技术人员等。影响了主持人的积极性。因为思路、经验、背景,包括课题的运作和最后课题的验收,都是靠主持人整体的安排和布置,他付出了很大的智力和体力、时间、精力,但没有给相应的这种劳务补贴。

因此,现在很多横向经费乃至纵向经费,很多优秀科学家都不愿意申请,这对整个国家的创新和创新驱动有一个阻碍。

纵向经费中,包括国家基金、各个省的这种科技攻关项目,都没有设主持人的相应劳务补贴。

当年,制定政策时,相应部门的解释是,主持人是拿了工资的,科研应该属于职务工作——从理论上似乎是成立的,但实际上科研人员在课题中缺乏收入,会影响积极性。

因此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上,无论纵向还是横向,一定要大力地推动改革。

时代周报:你认为人才评价制度也需要改革?

吴鸿:人才评价确实存在问题。目前更多地是通过“戴帽子”方式对人才进行评定。院士是最高荣誉,其次就是长江学者、珠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等。

但大部分荣誉都仅限45岁以下学者申报,一位科学家在45岁前如果没有得到这些荣誉,就意味着他不是“人才”了。但实际上,从45-60岁或65岁,这退休以前的15-20年,科学家年富力强,恰恰是高产期—大器晚成的人很多,但已经无法申请上述荣誉,就很大地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应用型的研究人才,的确可以通过社会体现经济价值。但他们也希望能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学术价值。高校中,有很多副教授在服务社会中作出很大贡献,但他们永远是副教授,因为没有发表SCI文章,没有主持国家基金,就永远提不了教授。

如果能够改变这种人才评价或者职能评估的限制,让各类人才都能够展示出在其领域中的最大的贡献,能够调动积极性,也能够使得科学研究更具有全面性,从基础到技术到应用都能为服务于社会做出贡献。。

“2013年提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了”

时代周报:2013年两会上,你认为“政绩思维、考核机制都决定了,政府部门的科研资金一般会选择短平快的项目,多数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却很难找到钱”。这个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吴鸿:从理论上说,目前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目前国家对创新驱动非常重视,而且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所以对企业的投入非常大,像一些产业化项目都要求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都和企业要合作的,

这就是社会发展、社会需求倒逼机制改革。

因此,目前应用研究这条路基本打通,因为现在很多企业意识到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技术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他们会主动的和科学院所合作,和大学合作,加上政府支持,企业也会主动拿一部分利润投到科学研究上,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时代周报:基础研究部分,是否政府全力支持会更好?

吴鸿:当然,从世界各国来看,基础研究一般都是政府支持。这一块一定要加强,不能弱化。实际上我们国家基础研究方面资金支持比例太低,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强、转化能力强的国家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有的国家研发经费高达百分之几十用于基础研究。

时代周报:代表了目前人工智能研发水平的AlphaGo是由谷歌这样一个公司研发出来的,而不是大学的研发成果,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鸿:谷歌表面上看,是企业在研发,实际上是有一批优秀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聚集在背后。比如,国内的华大基因主要是测序,但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生物信息分析,实际上华大拥有一大堆高端的生物信息分析科学家,不仅简单的测析,在分析方面也有很强大的实力。虽然它是独立法人、企业,但实际上完全具备了一个研究所的人才储备,比如王俊自己就是科学家,所以不能简单说它是一个企业。但在服务于科学的过程中,它需要有盈利回报,来维持机构的发展。

有些人只能做好科学家,比如我们这些教授;有些人只能做好老板,比如马云;有些人既能当老板又当科学家—但他们都具有前瞻性,也具有优势:有资金,有平台,能够把优秀的、一流的科学家招募到他周围,为整个科学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不是单一化、简单地进行公司或大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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