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阶层论(下):政治毒药?

2009-09-01 15:39:15

中等阶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扮演怎样的政治角色?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回答是:中等阶层(middle class)在发展中国家是革命的力量,在发达国家是稳健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经济增长可能导致社会高度不稳定一样,中等阶层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导致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从历史过程来看,早期出现的中等阶层最具有革命性,但随着中等阶层队伍的壮大,它逐渐趋于保守;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所有中等阶层成员都必然倾向革命,中等阶层中只有那些非官僚、非商业的成员才最倾向革命和反体制,其中知识分子是最积极的反对派群体,而学生又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凝聚力和最有效能的革命者。

在观察发展中国家时,我们有时会把城市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活跃分子(如学者、时评人)当做典型的中等阶层成员,甚至把他们的理念放大为整个中等阶层的理念。其实在官僚类、商业类中等阶层那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那些不活跃分子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较为保守的政治倾向。不过这种倾向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维护集权的、非多元竞争的政治体制,追随上层权威;一种是维护已具雏形的多元竞争的宪政民主体制,反对过激的下层革命。

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革命,大多数是由中等阶层中的激进派与农民、工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结盟而发动的。而在革命后的时期(如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之后,如以议会内阁制取代专制体制之后),中等阶层往往与社会下层失去政治结盟的动力,并且在政治上逐渐转向改良主义立场。

处在发育期的中等阶层,一般会主张精英政治和大众选票政治的结合(或在这两者中摆荡)。主张精英政治是因为他们就是精英并处于人口少数,主张选票政治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城市政治中,这两种趋向往往结合得较好;在全国政治中,则需作出偏向性的选择,因为中等阶层与掌握多数选票的社会下层可能有利益冲突。

中等阶层的共同心理特质,是因居于不太稳定的中层地位而担心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的下降。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较大幅度的政治上的利益再分配(如泰国他信倾向于农村选民的财政政策),中等阶层(特别是它的中下层)常常是恐慌感和被剥夺感最强烈的那群人,特别是当中等阶层又处于人口劣势时,出于对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双重不信任,这时候他们有可能尝试与军事强人、民粹化的政治强人结盟。其中极端的例子,是一战后德国社会的中等阶层在对大资本专政和无产阶级暴动的双重恐惧下,选择与法西斯政党结盟,甚至中等阶层中的中高级公务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走向极端和狂热。另一个典型例子是1964年巴西中等阶层与教会、商界、军队结盟来反对与劳工阶层结盟的当时的左派总统,当时巴西中等阶层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们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常常在选票政治中落在下风,因此转向与社会的某些强力集团结盟;第二,当时巴西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他们产生了“地位恐慌”。

因此,中等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多变性、动态性。我们只能说,中等阶层一般会随着自身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而越来越倾向于维护一个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不过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特别是当中等阶层还处在成长过程中,它在政治上确有机会主义的一面。

但总的来说,中等阶层因其拥有的中等层次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地位,不希望社会动荡,也不希望有暴政来临,对社会上层权贵的专制统治总体持反对态度。中等阶层成为人口主流的社会一般来说比较稳定,中等阶层当政的社会代价和不确定性也相对较少,因为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骚动不安,也不像富人那样令人骚动。中等阶层也常常是多元竞争和自由表达体制的拥护者和设计者,这种先进制度首先有利于他们,但这种先进制度的福利终究会“滴漏”到社会下层(如广州有车阶层促成的洛溪桥收费听证,带动了面向中下阶层的春运火车票价听证)。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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