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台湾经济改革的推手

2015-09-09 10:57:59
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后,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艾文文 发自广州

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后,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这场革命性经济改革如何发生?陈诚、尹健容等关键人物如何突破重重阻力?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各自的变革之路有何不同?蒋介石为何在关键时刻力挺改革派?

在《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一书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探索。除却学者身份,郭岱君在台湾政务机场担任公职。

学者与公职两种身份给予郭岱君相互参照、相对客观的视角。在台湾经济改革中,她直面了如下关键问题:当决策者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该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如果选择转型,应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应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决策当局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线路的竞争,面对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舆论的反弹,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到底该多大?发展的速度究竟能多快?

“从1978年以来,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4倍,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今天,大陆的改革开发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郭岱君希望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能供大陆参考。

三次财经大辩论

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时,台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2/3以上的产业为公营,政府严格管控各种经济资源与活动,农业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对外贸易几乎停顿。

随后十年间,国民党发起一连串大规模财经改革,台湾经济脱胎换骨,造就了台湾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并带动台湾社会转型。

书中,郭岱君强调了1952-1953年与1957-1958年两次财经大辩论对台湾整个社会思想转变的重大影响。

第一次财经大辩论的议题为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辩论引发台湾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逐步趋于稳定后,基本解除通货膨胀。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受面积较小的市场限制,为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如此激发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的议题:“如何推动外汇贸易改革?”

在郭岱君看来,高效的市场经济形成“必须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年,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郭岱君总结。

第三次财经大辩论发生在1958年年底、1960年初,议题进一步扩展到“是否需要推动全面改革?”

1960年6月,曾任台湾当局“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的尹仲容发表题为《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的长文,指出“经济发展仅仅快并不够,还需要适当的制度、政治、社会环境相配合”,而“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着,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和工商界的热烈讨论,批评多于赞扬。

技术官僚,理工生重实务

郭岱君在书中,强调了能干的技术官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最关键人物是尹仲容。尹仲容被台湾工商界称为“中国的欧哈特”、“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为台湾经济步入正轨、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严家淦则是台湾外汇贸易改革中的功臣。据郭岱君介绍,当年,就“单一汇率”问题,赞成派与反对派对峙相当激烈,不仅在媒体上打笔战,而且经常互拍桌子对骂。1958年,严家淦二度出任“财政部长”,主导推动外汇贸易改革,支持单一汇率的自由化政策,鼓励厂商外销,开启了此后数十年出口导向型的台湾经济。1960年代,台湾外贸额从7亿美元升至40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长10%;1970年,台湾外贸首次出现顺差,出口导向经济基本成形。

“此外,还有李国鼎、王蓬、严演存、王作荣等一批理念接近、才德兼备的技术官僚,他们都得到了发挥空间,施展了才智和热情。”郭岱君说。

在郭岱君看来,台湾面积小,任何作为和决策,很快就可以看出效果。这些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较为实事求是,并不拘泥经济理论,他们从实务中得到经验,并在一次次的经验中自我修正,最终探索出一套最适合台湾发展的经济体系。

 


郭岱君:改革需要领导者的决心与魄力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艾文文 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在书中第七章《政治领袖、制度转型、新市场经济兴起》中,你总结了“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秘诀”,提到“蒋介石、陈诚的政治领导,是台湾地区经济改革顺利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郭岱君:蒋介石到台湾后决心改革,政党的改革、币制改革、土地改革、政治革新等,然后就是经济改革。他把经济发展的重任交给陈诚,而陈诚知人善任,重用尹仲容、严家淦等,才能有顺利的经济转型,十年之内,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时代周报:借鉴台湾1949-1960年那段历史,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才真正有利于形成高效的市场经济?

郭岱君:台湾经济仅能参考,不能复制,大陆比台湾地区大得多、复杂得多。台湾经济得以顺利转型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政府不下场。当局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了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因而谨守“维护一个适宜经济发展的环境” 的定位,自己不下场,就不会出现又是球员又是裁判的情况。

在我看来,可供大陆参考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如下:首先,改革需要决心与魄力,特别是领导者的决心与魄力—而不是遇难则退;其次,尊重专业;再次,审时度势,巧妙地以管制经济的手段来推动市场经济;最后,必须推动全面改革,而不仅仅是财经方面的改革。

时代周报:你在研究中强调了一群能干的技术官僚在台湾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否比较特殊?

郭岱君: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确是个特例,比方说,经济学家的参与和贡献之大,其他地方少见。再比方说,个人如尹仲容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也是特例。

时代周报:1960年9月,尹仲容发表《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指出经济发展仅仅快并不够,还需要适当的制度、政治、社会环境相配合,“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着,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你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郭岱君:这正是尹仲容的不同凡响之处。当时大家都对改革的成就沾沾自喜,尹仲容却率先提出:经济改革仅仅是财经方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包括赋税、预算、政治效能、社会文化等全面性的革新,正因为有这个觉醒,台湾才能形成制度上的变革(institutional change),改革才能持久。

时代周报:你在书尾说:“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正苦于现实的挑战,主要是改革的挑战……但是,仅仅反贪腐是不够的。”你认为大陆目前改革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郭岱君:一个全面性的改革。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chiding@time-weekly.com

相关推荐
科研人员频出走 体制要改革也要恰到好处
省委深改委印发《关于深化省属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的若干措施》
助力“六稳”“六保” 中国太平体制改革提速
让利消费者最高五折 车险改革加速险企洗牌
扫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