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破“GPS”神话，缓解看病太贵难题

2015-07-24 10:13:01

来源: 时代周报

昂贵的进口医疗设备正是国人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政府招标价恰恰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根本。专家表示，中国医院高新设备太多甚至滥用了。

时代周报记者刘金环发自广州

广州某医院门诊室外，醒目的“推销人员谢绝入内”的告示并没能阻止张云帆（化名）进入的脚步。推门而入后，他轻车熟路地向快要下班的主治医生推销起某国产医疗器械品牌的心电监护仪。

作为一名国产医疗器械销售人员，张云帆对这次推销并不抱有多大希望：“国产医疗器械设备的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销售人员每笔开单的提成只有3%。卖个国产医疗器械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赚钱，基本算是没有什么利润，从企业到销售人员，都是如此。”让张云帆更沮丧的是，即便这一次推销成功，也不过是他从业三年以来成交的第四笔生意，“要是靠卖这个吃饭，我早就饿死了！”

“GPS”垄断国内高端医疗器械

作为一线销售人员，张云帆的遭遇折射出国产医疗器械的生产与销售现状。

长期以来，通用电气、飞利浦、西门子三家跨国企业，垄断了国内CT、核磁共振、PET-CT等大型高端医疗设备市场的70%。因这三家企业的英语首字母为“GPS”，业内将此垄断格局称为“GPS神话”。

凭借工业尖端优势、先发优势和科技创新，外资企业始终占领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品牌和营销的四重制高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医疗器械贸易报告》显示，我国正在使用的高端医疗器械中，80%的CT、90%的超声波仪器、85%的检验仪器、90%的磁共振设备、90%的心电图机、80%的中高档监视仪、90%的高档生理记录仪是外国品牌。

在GPS的三重夹击下，我国有近1.6万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艰难求生。

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分析，基于2014年医疗器械市场总量的2760亿元计算，国产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年平均收入仅在1700万元左右，多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且技术水平偏低，主要针对局部地区的区域市场销售。

核心技术缺失是国产医疗器械无法发声的原因之一。前瞻网医疗器械分析师李佩娟认为，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与国际跨国企业比，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投入上相差较远，研发投入超过企业营收10%的屈指可数。与此同时，外资医疗器械公司还在不断收购国内业绩优秀的同类公司。

国产医疗器械只能在非接触性设备和其他低端领域努力征得一席之地。2014年上半年，我国医疗器械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67.9亿美元，同比增长6.1%，但出口额达到上亿美元的产品，依然集中在按摩器具、医用导管、药棉等一次性耗材和中低端诊断治疗器械上。

昂贵的进口医疗设备正是中国人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技公司时表示，现在一些高端医疗设备，基层买不起、老百姓用不起。目前，进口医疗设备在我国的价格普遍比欧美日等原产国价格高50%-100%。“主要问题不在于生产厂家，大部分利润都消耗在了流通上。”

据通用公司(GE)内部人士称，以一个普通的心血管支架为例，美国市场售价在200美元左右，而在中国，经过层层加价之后，到达医院的售价高达2万-3万元。

“中国式招标”，价格虚高的根本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以药养医’的环境下，医院当然倾向选择高价的进口医疗耗品和卫生材料，因为利润空间大。”其中，医疗器械的回扣远高于药品。“医院在药品上能拿到约占售价20%的回扣，医疗器械则能拿到30%-40%的回扣。”张云帆佐证了这一说法。

“进口设备价格虚高是政府的责任，医疗器械的定价是政府主导的。”廖新波将进口设备的昂贵之责归结于政府职能缺失。“如果器械像药品一样放开定价，国产设备的价格就上来了。同样的利润率下，国产医疗器械品牌不惧与进口医疗器械品牌竞争。而从招标环节来看，自由贸易下不应该有国产进口之分。目前的招标使本土品牌失去了本土市场，不得不转而出口。其实中国的很多设备是很好的，不仅能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也能走进欧美市场，比如深圳迈瑞。”

政府招标价恰恰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根本。

“目前的招标并没有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比如，在设备不得加价超过20%的政策规定下，报价1000万的进口设备减去20%还有盈利空间，而报价300万的国产设备减去20%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怎么竞争？！目前的招标平台上，没有企业敢报低价或高价，因为会被淘汰。所有企业都向政府的定价靠拢，不存在真实的竞标，这就是所谓‘中国式招标’。”

在廖新波看来，香港采购医疗器械的模式值得内地学习。“香港医院运营靠政府财政支出，政府招标的设备是给自己使用的，医院成本与政府支出息息相关，招标时自然越便宜越好；在内地，政府的招标是给‘别人’用的，价格越高，政府赚得越多。如果走香港模式，又会存在另一个问题：每个医院的需求不同，所以最好是医院自主招标。”

中国人好面子同样适用于国内医院采购医疗器械时的心理状态。张云帆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很多医院在提报采购计划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示就是要买进口设备，国产设备连参加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公司每个月会给销售人员2000元的公关费用，我的这笔钱经常是花不出去的。”

政策扶持下巨型蛋糕

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层面的医改新政发布频率明显提高，细化政策逐步出台，国产医疗器械的生产亦在此列。

2014年5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司委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启动第一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遴选工作，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遴选是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国产医疗设备发展与应用的一种表态。今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发展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提升中国品牌。报告称：逐渐摆脱高端医疗器械依赖进口的局面，是“中国制造2025”的应有之义。

这无疑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迈瑞医疗首席投资官李文楣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政策切实成为商业机会需要时间，但从长远来看，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将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廖新波对此评价：“医改这么多年了，医疗器械领域还是没有突破。目前达不到进口水平的设备还是要进口，毕竟人命关天；对于达到进口水平的国产设备，要用政策引导厂家研发、推广，并在市场流通领域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相较于其他行业，医疗器械设备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除了增加自主研发的能力，购买国外知识产权是一条见效快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互联网企业的轻资本投入低、回报快，医疗属于长期的重资本投入，投入高、回报周期长，而且医疗器械的更替周期短。也许我们在闭门研究的时候，国外早已更新换代了。”廖新波提醒。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是国产医疗器械需求新发展的机遇之一。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调查统计，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已经由2001年的17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700亿元，12年间增长了8.5倍。2014年，全年全国医疗器械销售规模约2556亿元，比上年度的2120亿元增长了436亿元，增长率为20.06%。

并购潮背后的危机

随着资本介入，外资品牌在国内医疗器械领域三家独大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据统计，截至2014年9月15日，发生在A股市场的医疗器械相关领域并购案35起，占比接近医药并购总数的40%，并购整合使得企业收入和利润得到快速增长。

“对于大多数并购事项主体来说，并购目的无非两个：对同类产品企业并购，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规模，更好地发挥规模市场效应；购在其他领域有优势的相对较小规模企业，拓宽自己的产品线”，李佩娟分析，“无论处于何种目的，医疗器械行业企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已经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小型医疗企业来说，规模小意味着其研发能力受到限制，在无法发挥规模效应，研发创新力受到资金限制的情况下，对于具有较强研发能力或者在某一产品领域具有优势的小型医疗器械企业来说，被并购也许会是其最好的出路，而对于那些缺乏创新力的企业来说，最终会被市场淘汰。”

但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器械投资专业人士对这一现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投资界太火了，同类项目，相对来说，中国估值至少要比国外高2-3倍。中国创业者总体上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投资人追逐这些企业，一开始给一个很高的估值，然后投资进去，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对企业的发展危害很大。

深圳“互联网+”医疗走在前面

时代周报记者刘金环

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燃起了医药企业布局移动医疗的新热情。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整体规模为113.9亿元，其中移动医疗达到30.1亿元，占比26%。预计到2017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365.3亿元，移动医疗将突破200亿元。

在“互联网+” 医疗模式上，走得最快的是美国。

7月10日，第二届“reMED2015重构医疗生态”高峰论坛发布《reMED2015美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报告解读了美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状况，称“目前美国医院从线上到线下已全面介入数字医疗，全美至少有3家医院推出了线下数字医疗实体店，以帮助患者挑选数字医疗APP产品。”

高峰论坛上，互联网医疗中国会还发布了《reMED2015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第二版）。《报告》认为，我国互联网医疗可有效补充传统医疗服务，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关系重构将成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提出了对未来我国互联网医疗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在线问诊导诊、远程医疗、医药电商、中国PBM模式、智能可穿戴及慢病管理、精准医疗和医疗大数据应用等重要垂直分支将迎来历史发展机遇。

在国内，深圳是推行“互联网+” 医疗的先锋城市。

成立于2004年的深圳前海玺康医疗公司日前推出万福康商业模式，此模式被概括为：平台凭借海量体检的大数据库与医院合作，给医院提供客户资源；医院则进入平台所属商城，选配合适的医疗器械—这也被看做国产医疗器械发展面临的巨大机遇。

廖新波对“互联网+” 医疗模式十分乐观：“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让‘互联网+’医疗改变人们去医院看病的习惯。互联网+家庭化、互联网++社区化，互联网++可穿戴化设备……这些不仅方便患者就医，还能有效地节约医院的人力、物力和资本。”

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对万福康商业模式持谨慎态度：“这些模式最终能不能胜出，就看它符不符合规律。对于这种模式，说到底，做得越好，病人越少。它在前端把病都控制住了，当然有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中国医院高新设备太多甚至滥用了”

时代周报记者刘金环发自广州

时代周报：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层面的医改新政发布频率明显较前一年有所提高：鼓励社会办医，商业保险介入，解禁处方药网售等。2015年5月19日，《中国制造2025》亮相，明确将“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否意味着此前一直以公益为主导的医改正在向更为市场的方向转变？

李玲：医改是改服务体系，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要恢复的是它的公益性，而医疗耗材、器械医药是生产领域，从来就是市场化的，所以这不是市场化和公益化的问题。应该说，国家的医改层面越来越深入了。过去只是说取消零差率，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的现状就是我们被锁在了低端，就是靠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成为世界加工厂，生产的都是低端产品，辛辛苦苦赚的一点血汗钱都换去买高价的进口医疗设备器材了。如果我们的耗材、我们的器械、我们的药品还像目前这样子走下去的话，中国人看病永远是贵的。现在医改涉及医疗器械，就是要使它成为国家战略，国家以此保障老百姓的健康。市场和政府从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

时代周报：2015年被定为我国医疗器械的政策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早在去年就已启动优秀国产医疗设备遴选工作，提高国产医疗设备的采购比例。面对高端设备靠进口、中低端都出口的中国医疗器械生产现状，你怎么看？

李玲：医药和医疗耗材设备都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平均利润在20%。国内在这一方面确实非常差，几乎高端的都要进口，进口的价格又不是太合理，就是我们进口的价，这也是这些年为什么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但是就是没有谁组织来和西门子、飞利浦、通用去谈谈。国内医院都是一家一家被各个击破的，付的价格是世界最高的。

时代周报：医疗器械与药品是医疗的两大重要手段，在全球市场，器械和药品的消费额比例大约为1:1，而我国的医疗器械消费仅占到药品的约14%，被概括为“消费额比例严重畸形”，器械在医疗中的消费额比例究竟多少合适？你如何看待医疗器械这一块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李玲：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通用的规则，欧洲和美国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则就是“合适”，光说药和器械的比例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在保证老百姓能够看好病的基础上，合理地使用药，合理地使用器械。但目前我们国家是畸形的，“以药养医”造成了用药过度。但在医疗器械设备，我们其实不需要再投入了，我们的器械现在早就赶英超美了。正是医院之间的竞争导致了高新设备的竞赛，导致中国的高新设备太多甚至滥用了。

时代周报：进口医疗设备价格昂贵，是中国人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你说过，现代医疗的问题，是“忽略生命的整体性与自愈能力，完全靠外部的力量，靠仪器、靠设备、靠药物，靠手术”。中国人是否夸大了医疗器械在治病救人过程中的作用？

李玲：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些年确实对高、精、尖的医疗设备比较迷信，其实全世界都对医疗设备的准入有严格的监管，有多少人口就应该配置多少CT核磁，这是有规定的。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人管，就是在过度地使用高新科技，从而导致一些问题。

时代周报：去年3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鼓励技术创新，放宽对医疗器械研发的要求。有媒体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器械开始进入最好的时代， “新医改将带来8万亿蛋糕”。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李玲：我赞成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国产医疗器械设备生产。但是呢，同时又要注意：不要再变成一哄而上，大家都来抢这个“蛋糕”。这是医疗器械设备领域，你看全世界也就那么几家。在中国，其实应该重点扶持一些龙头企业，不要动不动就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后果就是谁也上不去。

时代周报：政府招标价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根本。你曾经具体谈过医改过程药品的招标问题，建议采取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即“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不允许医院二次议价。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医疗器械设备的购买？这样的采购制度会否催生“高定价大回扣”的副作用？

李玲：政府招标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高的一个原因，但是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原因。过去没招标贵，现在招了还贵。我们现在的招标都是假标，就报一个价，然后买不买你的，根本不知道，所以医院还要再选二次公关、三次公关。

如果我们在卫纪委里面设一个部门，像香港、日本、英国那样，统管全国的医疗器械购买，进行量和价的挂钩，高定价、大回扣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这个说法，是我当时在研究安徽基层医疗模式的时候提出来的，如果推广到全国，当然不能只招一家了，因为要满足患者多元化的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量和价挂钩。

其实从新医改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昂贵的器材耗材其实是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不光是药，但一直就没有人管这个事，倒是一些地方上有一些探索。一个是加快国产化，还有一个就是高档耗材器材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去集采。例如江西省，集中招标采购，最后以国际价格的40%左右购买了某知名品牌的设备。这些经验非常值得在全国推广。回扣这个问题并不是医生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根本没有承担办医院和管医院的责任。医生，作为一个高技术的职业，本来是可以拿到体面的收入的，但我们非把他们逼成了卖药的、卖耗材的。国家应该来管这个事，国家并不是花不起这个钱，而是没人来管。国家应该赋予卫生部门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责任。

时代周报：深圳前海日前推出万福康商业模式：凭借海量体检的大数据库搭建智慧医疗入口平台与医院合作，给医院提供客户资源，医院则进入万福康商城给客户或医院选配合适的医疗器械。你如何看待这种目前炒得火热的“互联网+医疗”模式？此种模式会否增加你一直强调的医改中的“公益性”？

李玲：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不能解决医改回归公益性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时代周报：你一直强调政府主导医改，认为医疗不能放任于市场，但仅以医疗器械为例，目前一片倒地在喊“并购”、讨论如何吃下8万亿蛋糕，讨论如何更加市场化。在你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玲：政府是老百姓最好的保护者，如果医疗的问题连政府都不做，那要老百姓给你交税干吗？金砖五国里，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看个病跟吃饭一样，想去哪到哪，想怎么看怎么看。说到底，政府一定要主导，公益性是医疗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