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对待美国全方位打压,要有大国心态

王心昊
2020-07-24 20:36:0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政治,中美关系驶入乱流层,正遭受极大考验。

美国东部时间7月21日,美国悍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并于7月24日前撤离,理由是“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私人信息”。

7月24日中午,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等反制美国此前要求关停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行为。

从最初的贸易摩擦延伸至在商务、技术层面的对抗,直到当下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争斗的急遽升温,中美矛盾层层升级,波及范围远远超出两国。

美国升级冲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何种改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矛盾升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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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时代周报:美国近日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现在的中美关系,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和2000年后的中美关系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依然套用那时候的行为模板来推测,肯定没有办法领会美国的真正意图。

从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施压来看,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具体到关停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这件事情,我认为在当下升级的背景下,并不特别值得惊讶。事实上,在2017年和2018年,美国分别关停过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以及驻西雅图领事馆。

同时,这件事对美国而言是可控的。特朗普政府甚至都能够预测到,中国政府大概率将会关闭美国驻中国的某家总领事馆。刻意制造这些可控的冲突,是美国目前的政治手段。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时代周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要求欧洲国家选边站,中国应如何避免被牵着鼻子走?

郑永年:美国率领着西方世界来和中国斗争,搞“认同政治”,对于美国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最糟糕的局面。

现在,美国要求欧洲国家站队,但国际关系理论提倡的是现实主义:从利益出发、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这和目前美国推行的”认同政治“是截然相反的。

“认同政治”的发展趋势,已经让很多国家感到担忧。前段时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外交事务》上发文,就对中美的紧张关系表示高度的关切。今天很多人的观感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不少国家感到有压力,最终可能要做选择了。

“认同政治”对中国十分不利。在蓬佩奥的叙事里,美国代表“民主”方,中国代表另一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要特别清醒,千万不要跟着美国搞“认同政治”这一套,否则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两个经济体不可能完全脱钩

时代周报:从过去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到现在利用各种手段对华施压,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改变?

郑永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希望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更多考量的是经济利益;而打压中国,更多则是从关注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更多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当国家安全利益被视为受到威胁的时候,经济利益只能让路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会完全脱钩。相反,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资本还要流动,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这两个经济体不可能完全脱钩,变得毫无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会降低,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紧密了。

两个体系、两个市场已经趋于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但两个体系不会完全脱离。

很显然,这种趋势对中国并不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搞脱钩也好,呼吁对中国施行强硬政策也好,主要美国行政当局、强硬派、反华派在做,这不能代表其他一些群体的声音。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则希望中国重新封闭起来。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资本最终会战胜行政力量。美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后,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块可以赚钱的地方。资本是最理性的,中国市场这么大,美国资本不可能完全放弃。

时代周报:除了贸易依存度,国内还有很多人担心科技、人员往来上的“技术冷战”。面对技术封锁,我们该怎么办?

郑永年:应当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已经开始,从短期来看,“技术冷战”的确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中国虽然是工业部门最齐全的一个国家,什么都能生产,而且生产量很大,但产业链偏低端,附加值低、原创性的东西太少。

对于“技术冷战”,我认为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加大技术的研发投入。每个世界强国都是靠自力更生起来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美国通过重商主义,日本、韩国通过迅速消化西方技术,再转化为自我创新;德国以前比英国落后多了,但通过创新,也成为世界强国。

另一方面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这个是吸取苏联教训得出的结论,冷战期间,苏联的军事技术非常先进,甚至有一段时间压过美国,但这些技术是在行政命令的体制下产生的,民用技术始终没有大的发展,也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畸形的结构。

时代周报: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要如何提高?

郑永年:十八大重申了扩大开放的决心,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智慧和理性的体现,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再次陷入“明朝陷阱”。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那时候海洋时代还没开始,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根本没法和明朝的舰队相比。如果明朝的意识形态不保守,海洋时代还是属于中国的。但明清选择“闭关锁国”,直至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用枪炮打开了大门,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

而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近200年,就在于它采取了“单边开放”的政策。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势那么长时间。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要更光明;你保守,我要更开放。

做大中产阶层

时代周报:你之前多次指出,要用“大国心态”看美国,如何理解?

郑永年:刚才提到,现在中美之间的问题更多是政治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中美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90年代是政治问题,现在同样是政治问题。对于这些,我们要头脑冷静,立场客观。尤其不要搞民粹主义,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看待美国,这才是大国心态。保持这种心态,中国就能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格局,国力变得更强大。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中国也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二战告诉我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像德国、日本,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此决策还是需要理性,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决策,不能被情绪左右决策。

一旦民粹主义兴起,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骂回去”,但“骂回去”的同时,我们就已经落入到西方设定的话语议程,陷入到别人给中国设好的圈套之中。

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国内社会的确存在非理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

时代周报:如何才能更好地培育“大国心态”?

郑永年: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有恒产者有恒心”。要想不落进民粹主义的圈套里,中产阶级的强大非常必要。

我们可以用美国来举一个例子。以前美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社会”,二战后,美国中产阶层比例最高时达到70%;现在则是“富豪社会”,今天,美国中产阶层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减少1%。

在这样的情况下,底层得不到好处,中产越来越少,民粹主义自然抬头。

反观中国,虽然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中国真正距离一个富裕社会仍有不少距离:中国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新加坡人均都已经超过6.5万美元了。同时,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30%,而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后,20—30年时间内就把中产阶层扩大到了70%。

在一个社会里,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

因此,要让中国强大,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只要一个指标:把中产阶层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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