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中国要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和“汇率战”

余思毅

2020-06-12 16:11:30

来源: 时代财经

王文认为，我们不应当局限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要更多关注长远问题对我国的现实影响。

2020年眼看就要过半了，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无设置具体的GDP目标。但由人均GDP引申的“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宏观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

“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6月上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一个公开演讲中提到。

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在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家业态”，以此分析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大，由“中等收入陷阱”引发的国别间整齐划一式的模仿、攀比是大忌。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

目前，上半年经济数据尚未公布，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论断，“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疫情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走势，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

6月11日，时代财经专访了国内对“中等收入陷阱”颇有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文教授。

王文认为，目前谈论人均GDP已经站稳1万美元的台阶，跳过“中等收入陷阱”是言之尚早，须要对疫情的影响及其长期性抱更为审慎的态度。

今年两会上，总理答记者问时提到全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6亿人月收入1000元。王文分析，人均GDP是把国家一年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常住人口得出，并不能等同于人均收入，要剔除企业扩大再生产、政府财政等部分，才是居民的收入。

至于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王文预判，“贸易战”恐怕是中美摩擦的“前哨战”。未来中国要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和“汇率战”。王文指出，美国认为疫情冲击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是美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文

不应局限于“中等收入陷阱”本身

时代财经：据国际统计惯例，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中国国内GDP约99.1万亿元，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目前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尚未公布，人均GDP是否站稳了1万美元的台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王文：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巨大，还不能确定中国是否已站稳了人均1万美元这个台阶，我们须要有充分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

尽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成功遏制疫情传播并稳步进行经济复苏的国家之一，但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6.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今年能保持1.2%的GDP增速，这是30年来以来最低的增速。

这是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争取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欧美国家在没有控制住疫情下催促复工、复产却依然是负增长相比是难能可贵的。IMF预测，新冠疫情如能在今年下半年有效消退，2021年中国的GDP增速预计为9.2%。国内学者多数也对2021、2022年年中国GDP增长较为乐观，我也希望如此。

但对每一个在疫情中受到实质影响的民众与家庭而言，学者需有更多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必须对疫情的影响及其长期性抱更为审慎的态度。

时代财经：今年两会上，总理答记者问时提到全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6亿人月收入1000元。随后，北京师范大学收入研究院的学者也在媒体发文，月收入2000元以下有9.6亿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均GDP的欣欣向荣与人均月收入偏低的社会现实呢？

王文：人均GDP是把国家一年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常住人口得出，但这不等同于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这一数据反映了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分配后的情况。

企业必须扩大再生产，那就要有更多的投资进行生产；而维持政府部门运转以及为支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与投资，是财富在政府部门间分配的部分；剩下部分才是给居民分配的，这才是人均收入计算的范畴。因此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并不能等量齐观。

时代财经：14亿人口中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一数字意味着国民收入差距十分大？

王文：贫富差距是各国长期以来普遍面临的客观问题。

在进一步提高人均月收入水平之前，首先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唯一提出来的硬任务就是务必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

相比较国际的标准，我国贫困线标准在逐年提高。中国贫困标准线是2011年划定人均纯收入2300元每年，2014年提高为2800元，2016年约为3000元。此外还配有“两不愁、三保障”等指标来确保减贫是脱真贫、真脱贫。

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3年的8249万人下降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10.2%降至2019年的0.6%。

时代财经：你曾在2017年《人民日报》理论版上撰文《中国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的逻辑陷阱》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非常多。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王文：我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人均国民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展的、人口体量较小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且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才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四个逻辑陷阱反映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理论的不完整与狭隘。

而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我认为无论用哪个指标，中国都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今年我们实现小康社会之后，必须要迈过去的一个台阶。

其次，从全球视野来分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背后，最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不管中国是否会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可持续增长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于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第三，若过度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容易忽视了这个陷阱背后代表的真正问题和危险，错失了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探讨中国未来发展中面对的困难。

时代财经：国内经济学界还有一个说法，要看到1.2-1.3万美金所谓“高收入之墙”的关键关口。因为越过它意味着可以稳定地冲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的发展平台演进。是否存在这样的“墙”？如果不能冲破这堵墙，可能重回“中等收入陷阱”？

王文：“中等收入陷阱”给全球和中国带来的警示和危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对照陷阱”一样，1.2-1.3万美元的“高收入之墙”的统计方法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17年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如此，我们的GDP也已经超过美国，而且超出25%。

因此，我们不应当局限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要更多关注长远问题对我国的现实影响。

美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时代财经：关于疫情后全球经济恢复，黄奇帆还提到，“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中国自身发展就可以拉动增长以及带动周边国家发展的底气来自哪里？是因为人口以及产业发展带来的规模效益吗？

王文：诚然，中国的庞大人口带来巨大消费需求，产业规模效益也是全球瞩目的。

经济增长的主力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出口在外部疫情恶化的冲击下受影响是最大的，但四五月份出口分别实现8.2%和1.4%的增长。

从消费来看，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中国的消费升级潜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在复工、复产、复业、复商后，各地政府发放数十亿元的消费券鼓励消费，为了让所有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活力，还推出鼓励“地摊经济”等各种措施。

投资方面，不仅鼓励老基建，还增加新基建的投资建设，今年全国各地基建规划就有一万亿美元。综合来看，疫情之后中国即使在出口方面会受到冲击，但是在消费和投资上仍会保持乐观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复苏和稳步发展同时对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经济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我国连续十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30%，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东盟、日韩等东亚东南亚国家是产业链一体化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恢复增长，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落实，加快全球最大自贸区的实现和关税消减，促进区域经济贸易快速增长。

在这些地区疫情有效控制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具有带动性的作用，对中国周边地区具有很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而且可以加强同东盟、非盟和欧盟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和带动周边及世界经济增长。

时代财经：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后国际关系格局酝酿大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发展阻力？

王文：中美摩擦给中国带来的变数和阻力，以及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贸易摩擦，通过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我国出口。

二是科技阻力，今年美国又把中国33家单位纳入其实体名单，对华为限制芯片出口等，限制我国科技发展和企业经营，但这实际上是个双刃剑。

三是金融摩擦，美国不仅在中概股上面开始限制中国企业，而且干预中国香港问题，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可能从金融和汇率方面采取限制措施，影响我国金融发展与经营。

四是人文交流阻隔，现在因为疫情以及美方的限制，航班每周才有两班，而且对中国留学生、学者还要限制，这会抑制影响中美两国正常经济往来和学术交流。

时代财经：经济领域的摩擦涉及贸易、科技、金融等，那么政治上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需警惕什么？

王文：“贸易战”恐怕是中美摩擦的“前哨战”，美国针对华为的制裁已经暗中拉开了与中国围绕5G等高科技技术的“科技战”。美国不久前宣布的“实体清单”，同时又限制读研名额，可能会经历又美国挑起的“人文战”。未来中国要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和“汇率战”。而美国政客呼吁的中美脱钩更多是为了大选所做的政治宣传。

近年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此次新冠疫情本来应该成为中美两国提供一个合作抗疫的重要机会，但是美国政客为了大选和自身利益选择了各种甩锅给中国，不仅在疫情上而且在其经济增长上全都奉行“中国背锅论”，严重破坏两国外交。

事实上，早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美国逐渐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难以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于今年两会期间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中对中国指手画脚，充满了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

美国认为疫情冲击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这是美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根本原因。

时代财经：当下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王文：当下中国发展存在着诸多挑战，主要是源于国家发展自身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

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劲。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没有颠覆性地减少中国贸易总量与中国对美顺差，反而倒逼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他打压中国留学生与华裔科学家，逼迫不少人才回流中国；他拿一国之力蛮横无理地压制华为公司，却给华为起到宣传作用；他驱赶中概股与中国海外投资，结果是打消了不少中国富人往美国转移资产的念头；他宣称制裁香港，将诫训部分港人放弃对美国的幻想。

从几年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国防战略，再到《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看上去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崛起黔驴技穷：既遏制不了中国崛起，也不能借中美博弈提升美国国家利益。所以，在中美关系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好国内的经济科技是关键。

未来经济发展的阻力有可能会出现在为应对疫情空前冲击而暂停继续深化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道路上。要在实现“六保”，确保“六稳”的基础上，来尽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深刻思考此次疫情暴露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方面的短板，不断推进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