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新冠疫情定会带来全球经济萧条,土地和农村依然是中国稳定的根基

余思毅
2020-04-26 08:20:24
来源: 时代财经
贺雪峰指出,抛荒较为普遍,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走低,农民为了调节生产进行季节性抛荒。贺雪峰更担心的是,“现在大家都去种粮,粮食供过于求、卖不出去,就可能造成谷贱伤农。”

眼下谷雨已过,春耕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但由于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和蝗灾,今年以来的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受到极大影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本周警告,新冠疫情会引致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令遭受严重饥饿的人数增至2.65亿。

粮食安全得到高度重视,4月初,中国多地农村如湖南永州、江西赣州、井冈山等地传出严惩耕地撂荒。

耕地抛荒是否普遍,其原因是什么呢?保证耕地面积对粮食安全维护有何意义呢?4月24日,时代财经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

贺雪峰指出,抛荒现象现在较为普遍,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走低,农民为了调节生产进行季节性抛荒。目前没法对全国抛荒的耕地面积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若假定现有土地抛荒面积比较大的话,则说明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非常大。

贺雪峰表示,“粮食安全不会成为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民。要慎防生产过剩,谷贱伤农。”

至于加速土地要素流传是否会带来侵占耕地问题,贺雪峰认为,中国完成城市化最多还需要新增3000万亩建设用地,其中占用耕地也就大概2000万亩。2000万亩仅占目前耕地保有量的大概1%,影响不了“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大局。

微信图片_20200425193728.jpg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

遏制抛荒,慎防“谷贱伤农”

时代财经:4月初,湖南永州、江西赣州等地传出严惩耕地抛荒。目前耕地抛荒普遍吗?主要发生在哪些区域?

贺雪峰:耕地抛荒比较普遍。抛荒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季节性抛荒,原来种植三季现在只种两季,或者是原本耕作两季现在只种一季,虽然耕地有季节性抛荒,耕地生产能力却是没有问题的。例如,湖北有冬季种油菜的传统,由于油菜价格持续走低,种油菜亏本,现在湖北绝大多数农户不再种植冬季油菜了。

第二种情况是深山大川或是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地块细碎,灌溉困难,难以机械化,这些地方就会出现抛荒。这种土地抛荒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是匹配的,是合理的。

第三种情况是大城市郊区农田没人种出现抛荒,原因是大城市郊区有太多务工获利机会,粮食价格太低,种粮收入远低于务工收入,所以农民不愿意种田。

总体来说,当前全国农村耕地抛荒比较普遍,主要是季节性抛荒,季节性抛荒不影响土地生产能力,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行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户就会提高复种指数。

时代财经:国家强调稳定粮食生产,做好春耕备耕,强化田间管理,夺取丰收。复耕是否对粮食安全有何意义?

贺雪峰:目前没法对全国抛荒耕地面积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假定现有的耕地抛荒面积比较大的话,就说明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也很大。

抛荒说明土地没有开足马力生产粮食,现在粮食库存却是很充足的。最近十年中国粮食存储量和产量持续走高。既有进口粮食的原因,也有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原因。

粮食安全的根本不是生产出大量粮食,而是要“藏粮于技”。粮食增产来自于科技进步,来自于农业机械化。举个例子,2014年武汉郊区抛荒很严重,有人购置了大马力机械,当年开荒800多亩土地当年丰收。再比如,海水稻种植,盐碱地开发,都有很大增产潜力。

粮食安全应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短期内,全球疫情下,国际粮食贸易可能受到影响,但中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能够从容应对。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峰值原来预计要达到15-16亿,目前看来峰值不会超过14.5亿,长远来看粮食安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在短期粮食安全方面,中国增产粮食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当前中国农业是石油农业时代,不再只是靠人力和畜力。

时代财经: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复耕耕地,会带来什么?

贺雪峰:农民抛荒耕地、不愿意种地,是因为种地不赚钱。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大于求。假如粮食少了,价格上来了,农民很快就会提高复种指数。

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重视粮食安全,要求农户提高复种指数,尤其是严禁耕地抛荒,这是好事。不过我也担心粮食种多了,供过于求、卖不出去,农民就要亏本,就会再次“谷贱伤农”。

前几天美国的原油期货交易,历史性地跌入负数区间,降到-37.63美元一桶。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但后来仔细看报道发现,原来是原油没地方存储,这与牛奶不一样,牛奶还能倒地下,石油不能倒到海里。

同样道理,粮食生产出来后要有仓库储存,国家粮库储存不了,无法收购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农民就要吃亏的。

时代财经:是否意味着复耕、提高产量等手段能确保粮食安全,但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贺雪峰:中国“三农”问题里面,粮食安全问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一旦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农村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很多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带来了社会动荡。因为有农村这个后方,中国就具有很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的稳定器。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在农村生活,住自家的房子,几乎没有生活消费,日子过得很平稳。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农民照样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不错。受疫情影响,很多返乡农民留在农村种田,生活无忧。他们将之前抛荒多年的土地重新耕种起来,也增加了农业产出。

新冠疫情几乎可以肯定会带来全球经济萧条,但土地和农村依然是中国稳定的根基,农村为全国八亿农民提供了退路,中国就有从容应对经济萧条的能力。

地方政府千万不能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把农民的土地权利剥夺了。要防止资本进入农村,借发展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

时代财经:疫情后,是否要加大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力度?

贺雪峰:当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今天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中心都是在城市,在中国“卡脖子”的问题是高新技术,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我们说振兴乡村、建设“美丽乡村”,不是要把农村建的比城市更好,而是要保障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市场能够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去管,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才去兜底。

灵活土地使用 统筹城乡发展

时代财经:有观点认为,耕地减少主要是土地增减挂钩相关政策开了“口子”,使耕地没有得到保护。你怎么看?

贺雪峰:“土地增减挂钩”全称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市的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主要是建设用地的增减,不涉及耕地。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国内普遍焦虑于城市快速发展占用大量农田。一般城市都建在三角洲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而三角洲地区都是土地最肥沃的平原地区。政府为了严格保护农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这些做法确实对保护土地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严格保护农地绝对化。

城市有其发展规律,城市规划是按城市发展规律进行的规划。城市发展要占用土地,城市规划就需要土地规划的匹配。很难想象在城市中心保留大片基本农田,因为这会对城市运转造成效率损失。

目前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我个人预计,中国要完成城市化,最多还需要3000万亩土地,其中大约2000亩耕地。这2000万亩耕地的调整不会危及耕地的“18亿亩红线”。城市化完成了,农民进城了,很多农民就会腾退出宅基地。中国目前有2亿多亩宅基地,只要腾退出一半就是一亿多亩。

城市合理规划,提高城市效益,可以节约出成千上万亿的资源,这些资源投入农地开发,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益。所以,我认为,土地保护不应是僵化的、绝对化的,要考虑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发展本身的规律。

时代财经:今年3月1日,国务院对用地审批权出台了新政策对土地审批放权,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8省市试点对“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原因是什么?

贺雪峰:疫情后拉动经济,要进行新基建,就需要更加灵活的建设用地审批。中央将部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省,是为扩大内需做准备的。

基本建设用地制度并没有变化,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省,仅仅是增加了灵活性。

时代财经: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到:“在土地要素方面,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一是灵活产业用地方式,推动不同产业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二是灵活土地计划指标管理,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该如何理解这一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文件?

贺雪峰:作为市场要素的土地,主要指的是指建设用地,不是指农地,所以与粮食安全无关。

为保护耕地,中国对建设用地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导致建设用地相对稀缺。建设用地不仅成为生产要素,而且成为再分配要素。广州一亩建设用地能拍出几百万、上千万元的价格,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价?第一,城市聚集效益使得某些特殊区位成为“超级地王”;第二,国家控制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建设用地相对稀缺,稀缺产生价值。

城市建设占用耕地,根据占补平衡的原则,占用耕地必须补充新增耕地。比如广东省每年建设占用耕地10万亩,就需要补充10万亩新开垦的耕地。占补平衡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以劣补优”的问题。

不过,正如前面说到的,中国土地城市化接近尾声,即使城市化占用了2000万亩耕地没有补充,这2000万亩耕地也只相当于20亿亩耕地的1%。而农民进城后,他们一半人退出宅基地就可以复垦出上亿亩耕地。所以,我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的红线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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