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鼓励企业撤离中国 可能改写全球贸易规则
封闭不会是常态，全球化是不可阻断的。疫情后，经济贸易规则将重新改写，大国之间的较量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全球化会进入新的升级版状态。
“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4月9日，面对观众这样的提问，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称，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所有支出，美国政府给予100%直接报销。随后有媒体指出翻译有误，美国政府并不是直接给企业报销，而是从税收上给以优惠。
无独有偶，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主持内阁会议，决定了“紧急经济对策方案”，总共108万亿日元，其中2435亿日元（约156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美国此举是其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调整、转向的延续。”4月14日，中关村发展集团产业经济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董晓宇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分析称，美国的目的在于后疫情时代重新改写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时，增加谈判施压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部分外资企业可能出于政治考虑的因素而回迁，但绝大部分美日独资企业考虑到中国在技术工人、产业链配套、物流、市场容量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企业自身利益和全球配置生产要素、国际化运营角度出发，依然会选择留在中国本土。
董晓宇认为，虽然企业撤离在短期内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可以看到中国的产业链是相对完善的，自我修复功能很强。因此未来，中国需要把短板补上去，争取在全球化国际新秩序里，掌握更大的发言权。
中关村发展集团产业经济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董晓宇
号召回迁 增添政治筹码
时代财经：疫情到来时，刚好也是中美关系比较特殊的时期，如何看待近期日本和美国政府陆续宣布要撤回企业的举动？
董晓宇：美日这些举措是基于保护自己国内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分担风险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对冲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表面上来看，美国提出要从中国撤出企业表面上看是新冠疫情惹的祸，但追根溯源还是有迹可循的。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鼓励制造业回归和一直以来所鼓吹的“美国优先”等政策一脉相承。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固然有提振本国经济的考虑，但也是配合中美贸易谈判给中国施压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美国失业率比较低，但疫情发生以来导致就业岗位大量减少，失业率攀升。为减少中低收入失业群体对社会的压力、保持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希望制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具体到日本，最早是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之外转移。2017、2018年后，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一些制造类企业，比如三菱电机、东芝机械等将部分或全部生产线转移到日本国内或其他国国家，主要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材料价格攀升、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等原因，当然也包括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影响到产品竞争力等问题。
另外，也不排除日本是为了配合美国贸易的“大棒政策”，毕竟日美是同盟关系，配合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做一些应和动作。
总的来说，鼓励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只不过目前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时间节点上，较为敏感。舆论普遍认为美日采取这些措施是反应过激、过度。
时代财经：你怎么看现如今的全球化分工？
董晓宇：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明细，各国都在做自己有优势和擅长的、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
国际分工协作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和福利。然而，由于疫情防控需要阻断物流，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有的甚至是“封城”，造成了物理上通行的隔断。全球的供给能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交通物流方面受到影响，才供不应求。
我们看到中国防控疫情取得初步成效后，这种物流暂时中断的局面立刻改观。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公共卫生防护物资供应紧张，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逆全球化的潮流再次抬头，并且有加剧的趋势。但毕竟疫情是突发事件，是类似于地震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超乎人们意料的“黑天鹅”，而不是常态。不能以此否定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正当性和重要意义。
时代财经：有观点认为，美日号召制造业企业回迁，是“狭隘的自我独立”、“自主循环的封闭”，你怎么看？
董晓宇：美国和日本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很清楚不可能在本国实行计划经济，企业的经营是不受行政干预的。
之所以提出这些举措，不外乎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的一种暂时性、阶段性的调整和转向而已，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说明本国要自我封闭。
疫情发生以来，美日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在其国内与防疫物资相关的产业是比较缺乏的。发达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通过全球采购、全球供应来实现的。疫情暴发后，突然激增的大量需求让他们捉襟见肘。未来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的产业或者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性”的产业会实现部分回归或者重新布局。
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逆潮流而动终究是会碰壁的。在面对一些特殊的情境，全球化可能会表现出暂时性退缩。但长远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靠闭关锁国能成功的。
中国之所以要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就是顺应全球化趋势的不二选择。美日此举是为了按照他们的意愿，在制定对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增加谈判的“政治筹码”。
时代财经：你提到美日此举是为了增加“政治筹码”，最近国际上有说法，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格局，你怎么看呢？
董晓宇：封闭不会是常态，全球化是不可阻断的。疫情后，经济贸易规则将重新改写，大国之间的较量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全球化会进入新的升级版状态。
这次号召迁回是国际贸易格局调整的一个过程，是贸易规则重新改写的表征。
企业会权衡利益 大概率不会回迁
时代财经：日本和美国企业会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工厂搬回吗？
董晓宇：像日本的大企业大多是财团性质的，通过资本纽带相互关联，并且与政府关系紧密，可能会有配合本国的政治需要而采取一致行动，但不会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指挥棒。
有两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会继续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是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对于技术含量、产业链配套、工人素质要求较高的产业，会有部分产品线向外转移，但不可能全部从中国撤离。
从根本上说，美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更多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它们是通过全球配置生产要素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中国在产业熟练工人、产业链配套、市场等方面是有独特优势的。从更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出发，美日企业家会有选择性地转移一部分产能，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保留。
时代财经：像特斯拉在上海设厂，美国当局可能会给特斯拉施压吗？
董晓宇：我想会有一定的施压，但特斯拉方面会进行平衡。特斯拉在美国有生产工厂，首先要满足美国市场对汽车消费的需求。同时，特斯拉更看好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势头强劲，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力度也很多大，所以特斯拉在上海投资设厂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时代财经：美日鼓励回归的企业更多是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董晓宇：独资企业能自己主导、自己决策，进退去留相对而言自主性高。如果是合资型企业，要遵从股东之间合作的协议条款以及其他约束性条件。
无论哪种企业，调整布局都有很大的支出，特别是当前疫情蔓延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形势下，基于成本考虑，增加非必须投资不一定是企业的最好选择。
目前已经投资、投产的项目，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号召回国”是个双向的选择。
时代财经：跨国公司在疫情后应怎么样布局，才能使供应链更能反脆弱呢？
董晓宇：它们将来更多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采购，渠道可以分散一些，要有一些“备胎”。事实上，疫情发生之前，有一些跨国公司都有这方面的战略考虑，布局多元化的供应链。
比如有日本车企一方面从中国采购绝大部分的配件，另一方面把生产基地放到东南亚，这就是日本提出的“中国基地+1”的布局。 “+1”意思是除了中国之外还在另外开辟一个基地，应付特殊情况，满足生产供应的安全性。
当然，企业是要考虑成本代价、供应半径、产业关联度，要取得平衡，会选择在某一个产业垂直细分领域有优势的国家进行布局，不会因为考虑安全性，就是把生产基地布满全球，这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产业链自我修复能力强
时代财经：若是发生美日企业搬迁，会对中国的本土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
董晓宇：撤离在短期内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美日制造业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要素也是全球配置，国别间企业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产业链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它们撤离，供应链短期内会受到波及。
但这次疫情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产业链是相对完善的，甚至全球来看是最好的，自愈能力、自我修复功能很强。
以抗疫物资为例，过去这方面准备不足，但疫情发生后马上调整。生产的消毒水、口罩等不仅能满足本国的需要，还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因此从长远看，我们会在优化产业链之间的协同协作等方面取得突破，进而通过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来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时代财经：中国政府该怎么应对呢？
董晓宇：中国政府应该保持足够的定力、积极应对，不要被这种逆全球化，包括现在所谓的“美国和中国要脱钩”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所裹挟。
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营造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给外资外贸提供最优良的环境，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发展。同时，鼓励美国、日本制造业继续留下来发展。
另一方面，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过去中国的优势是产业链体系完备，但有些“卡脖子”的技术方面要进行大力提升，把短板补上去，争取未来在全球化国际新秩序里，有更大的发言权。比如华为去年以来受到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在5G方面的制裁和打压。但华为靠自力更生、自主知识产权，逐步摆脱了封锁的局面。
(本文采访内容为专家个人观点，与其所服务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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