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往事

2019-08-15 11:14:1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中国盐法历代不同，非常复杂，而盐业盛衰起伏，无一不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四川作家龚静染最近出版历史小说《浮华如盐》，挖掘出一段已被尘封的川盐历史。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被解读为废止食盐专营，一度牵动人心，直到有关部门出面澄清“盐业专营体制还没有变，但也正在研究改革方案”。中国盐法历代不同，非常复杂，而盐业盛衰起伏，无一不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

四川作家龚静染最近出版历史小说《浮华如盐》，挖掘出一段已被尘封的川盐历史。

本报记者邓全伦发自成都

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从手工开掘采卤到现代机器生产，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正是中国工商业艰难而漫长的发展历程；四川大地上一口口盐井的故事，也正是百年中国绕不过去的故事。”

多年前，宋美龄曾在游历西南后说，“川西平原有极大盐井，一处名自流井，一处名五通桥”。事实上，作为川盐的两大主产区，五通桥和自贡在百年风尘中都演绎了各自辉煌的“盐都”往事。

李冰“凿井煮盐”

在我国盐业史演进中，盐出现了不同种类：山西运城略带苦味的池盐、重庆三峡地区日渐消亡的盐泉、四川川西平原的井盐、扬州的海盐，以及其他地方出产的岩盐。

四川井盐地质储量居全国之首，与四川盆地周边的丘陵地形有关。这些地下盐卤资源在战国时期终被李冰通过凿井的方式发现。秦国太守李冰因设计、建造都江堰而闻名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开创了凿井汲卤煮盐法。

古代找盐井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并为此产生了专门工种—“山匠”，是一些技术高超且有些神秘的匠人，“他相井的方法很奇特，不用罗盘也不打卦，只要趴在地上闻一闻，说此处有盐，八九不离十，照直挖下去，就会出卤水。”但当一个好的山匠，须是真正的行家，“从杂工开始，挑卤、修枧、灶房、煎盐、碓工、账房、再到山匠，他每一样都干过，每一样都摸得滚瓜烂熟。熟了又有份心思，就可以当山匠。”

找到盐井后，开凿的工程将更为复杂浩大，凿井要经过开井口、下石圈、凿大口、下木竹、凿小口五个步骤，这时真正的凿井才算开始，而此时离井底还很远，井孔不过碗口大小，但工匠们就是要从那么小的井孔中一直扎下去，穿过白垩纪、侏罗纪、三迭纪等坚硬的岩层，找到盐卤。

到了汉代，川西平原上陆续开凿了很多盐井，盐业成为支柱型产业，人们找盐也从平原逐渐转向丘陵。“架影高低筒络绎，车声辘轳井相连”的景象开始出现。

古盐井的最后消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取而代之的现代盐业生产。

“川盐济楚”盛景

进入宋代庆历年间，随着凿井技术的发展，卓筒井（又称“竹筒井”）被发明，采用的是机械钻凿的方式—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其形式如旧时的舂米设备，利用杠杆原理，将钻头—圆刃固定于碓头，然后足踏碓梢，带动凿头顿击井底，将岩石破碎，经过清理岩屑后，钻头又再次反复顿击，如此循环使卤井不断加深，直至见到盐水。

卓筒井的凿井法，使深度开凿成为可能，川盐从此产量剧增，盐质显著提升。当然，川盐真正有了长足发展是在明清以后。

清道光十五年（1835），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很高的黑色卤水喷涌而出。燊海井此时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这种钻井技术比西方早了800多年，为后来的石油工业开了一代先河，这是川盐带给世界的一个意外。

过去四川的盐井汲取的多为黄卤，有了深井开凿之后，获得了黑卤、岩卤，可以在一碗卤水中熬出更多的盐，获利大增。到清朝初期，川盐在生产规模、产量上超越了内陆周边省份，对外输出成为可能。

川盐入黔、川盐入滇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叙事。特别是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不能上运湖北、湖南，清政府下令“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并同时赋予优厚政策。这是川盐首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川盐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输送量达到80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1/4，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盐出饷进，大大刺激了川盐的生产，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大批的盐井、天然气井、煮盐灶房开工建设。

位于横贯川南的威西盐矿带的犍乐、富荣（其时五通桥产盐区分属犍为、乐山；自贡产盐区分属富顺、荣县），成为川盐的两大生产中心，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川盐巨商也浮出水面，如五通桥的“太和全”、“吴景让堂”，自贡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都是显赫一时的盐业大家族。

“盐都”五通桥在“川盐济楚”时期达到鼎盛，花盐街是其产物，他们专门针对两湖人口味进行盐业生产、运销，连绵数里。这条历史上繁盛的街道至今犹存，它的出现对城镇格局的影响很大，是资本主义早期萌芽地区。“从那时起，花盐街上有了评议公所，有了行商会，进出的人都是吃盐巴饭的。当然各地的会馆也建在了这条街上，像陕西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里出入的都是生意人，行商的、屯货的、跑帮的、下力的都在这条街上混饭。”

五通桥尽管在清咸丰之前是“川省第一场”，但最终不及自贡盐场的发展速度。曾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的曾仰丰在《自贡盐场简述及其展望》中考证：川盐济楚之后，自贡盐场大辟井灶，产量猛增，至达到全川年产万吨居其半数的程度，迅速超过五通厂而跃居全川之首，夺了“盐都”称号。

然而，整个川盐难逃衰败结局。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长江下游水运重新开通，朝廷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占川盐销量近半数的楚岸失守。

川南小城“抗战盐都”

直到民国抗战的来临，川盐才再次翻腾了起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这是中国盐业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川盐生产因此获得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

如首次“川盐济楚”一样，自贡、五通桥一夜间百业兴旺，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同时，国民政府主动给盐商们提供贷款，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机械设备以提高效率和产量。不满四川落后盐业的盐商中间兴起新生力量，弘扬商道、推崇实业。

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盐业机构、企业西迁四川，如当时国内最早的现代盐业生产企业“久大”迁到自贡，中国唯一的盐化工命脉“永利化工”、当时最负盛名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则几乎同时迁往五通桥。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亦迁至五通桥，让这个川南小城再次成为“抗战盐都”。

整个抗战中，川盐成了支撑全国军供民食的主力，担起“天下盐，天下粮”重任。川盐销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在第二次“川盐济楚”开始的1938年上升到28.86%，到1944年已达到38.88%，而此前的1910-1937年间始终在13.64%-21.6%之间。

日本的“盐遮断”阴谋很快破产，日军于是对四川盐业基地进行狂轰乱炸。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的“盐遮断”专题轰炸。

抗战8年，自贡盐业却一直生产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为国统区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8年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随历史走到破产边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再次终结。当时，盐商们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

对此，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次私人聚会中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

这批四川盐商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早有预料，他们也曾为此努力。

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盐商就倡议组织兴办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这在当时却根本行不通，就连中小盐商也不愿参与其中，反而成立了西南盐业公司、中华盐业公司等与之对抗。

1946年，四川盐业公司集资20亿元，拟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或向外国借贷在美国购买真空制盐设备。几经周折，才由盐务局领队，派出一个考察团赴美，最后却仍空手而回。其间，中央银行拒售黄金，不换外汇，美国和加拿大又以中国政局不稳为口实，不予贷款。之后，侯策名等人的理想完全破灭。

1948年，钮建霞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召集四川盐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而运商又不愿购盐，井灶收入来源枯竭。这对当时面对严重通货膨胀的盐商们来说，无疑是伤口上撒盐，所有四川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

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自贡解放、市场恢复，这群盐商就会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公私合营改造以及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手工采盐。国家又全面推行碘盐制度，川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自贡，目前只有二十多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五通桥则一口都没有留下。”

如今四川的井矿盐年生产能力达500万吨，而全省食用盐需求只有10%左右，四川依然是产盐大省。

从引岸制到国家专卖盐法更迭牵动百年兴衰

川盐百年盛衰起伏，都和官方的盐制盐法休戚相关，因此，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被解读为食盐专营办法废止，一度牵动人心，直到工信部负责盐业的官员辟谣“食盐的整个专营体制还没有变，但也正在研究改革方案”。

中国盐法历代不同，非常复杂。单以清朝为例，据《清史稿食盐法》的记载，“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商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为广且久”。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盐法基本推行的都是引岸制，也即划定销售区域，什么地方的盐能销到哪些地方都是规定好了的，不得越雷池半步，如清代四川井盐销区就分为“计岸”、“边岸”和“楚岸”；盐商要申领引票才能够经营，运盐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路卡验检引票，称为“截五角法”，如有不符即视为走私。

引岸制度对自由贸易的制约非常突出。川盐一直试图突围，在销岸之间，曾用无数人的血泪打通了一条条通往云贵湘及康藏等边区的盐路。押船在运盐过程中被暗枪打死等，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虽然在“官盐”与“私盐”之间，是民间自由贸易与国家专制体制的博弈和抗争，但盐在过去是个非常特殊的商品，担负着军供民食的重任，所以抗战到来，国家实行盐专卖是战时经济的一部分，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

《浮华如盐》的高潮部分与抗战盐业专卖时代的来临重叠，形成了现实与故事之间的巨大张力：“像桥镇这样的地方，虽是西南最重要的几大盐场之一，却一直延续着古老的引岸制度，划地供盐，严禁自由买卖，贩卖私盐将被严惩，而一般的盐商也未必轻松，他们必须缴纳很重的税赋，稍微年头不好，还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情况往往是苦不堪言。但随着抗战的来临，战事节节败退，大半江山沦陷，盐业陈法早该废止，眼下盐食供应迫在眉睫，如果这一切不改变，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随着抗战到来，长芦、山东、两淮、松江等沿海大盐场纷纷陷落，“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在战时尤不适用，应以民制官收官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盐专卖制，以“民制官收官趸售商零销”为原则，并宣布“所有过去原有专商引岸，及其他关于私人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与权益，应自专卖实行日起，一律废除”。同年5月，国民政府又发布《盐专卖条例》，制定“盐之专卖权属于国民政府。盐专卖全部收益应归国库”、“所有专商引岸及其类似制度一律废止之”等条例，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就将盐的产、运、销各个环节控制在自己手中。

作为战时经济重要的一部分，盐专卖对盐的供销平衡、调节消费、安定民生，以及开拓财源、充裕国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实行盐专卖后，引岸制被废除，这一遽变标志着封建旧盐商时代结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盐专卖制在抗战的背景下推出，应该说是中国盐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但1945年抗战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再次落幕。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都为社会稳定做出了特殊贡献，但官方均在事后勒令川盐为淮盐退出两湖运销区，在于淮盐巨商历来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资源及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