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思源 细数广州慈善家

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申明浩 穆尔

在历史的长河里，商人一直饱受争议。中国自古以来“重本抑末”，“百工”“商贾”都属九流之末。然而，近代以来，国家内忧外患，财政日渐短绌，商人成为承担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粤商更为国内公益事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孙中山与南华医学堂

1886年，一个年轻华侨子弟思索着未来的出路。从军，传教，学医……最后，他毅然选择了医学之路，他要“利用医学来开展革命工作”。这个少年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为什么要学医呢？ 1884年秋天，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有一个星期天到九龙旅行，碰见一个卖假药的江湖医生，敲打着锣鼓，旁边围着许多人。说什么他炼出灵丹妙药，包医百病。一位工人有足疾，信以为真，请他治疗。孙中山当场揭穿江湖医生的欺骗，劝这位工人不要上当，否则服了他的假药，花了钱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把身体搞坏了。江湖骗子大怒说：“你不相信我药的灵验，现在我用飞砣打断你的腿，也能替你当面医好。”孙中山当时穿着蓝布长衫，反背双手，左手正拿着半截甘蔗，于是他急中生智，将甘蔗藏在袖中说：“现在我用枪击破你的头颅，也能使你死里复生。”江湖骗子以为孙中山真的带有枪，收起假药就夹着尾巴走了。孙中山眼见江湖骗子卖假药，竟能骗了许多群众，心情十分沉重，遂立志学医，将来做一位“行医救人”的医生。

孙中山入南华医学堂读书时年方20岁，入学时一年学费20元，他住在哥利支堂10号宿舍。全班男生12人，女生4人。孙中山生活十分朴素，“竹床瓦枕，随遇而安”。孙中山在这里结识了同学郑士良，他是三合会员，后来发动会党响应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孙中山又通过校友尤裕堂，结识了后来成为“四大寇”之一的尤列。

课余，孙中山常与同学和朋友议论国事，发表救国图存之策，探索救国道路。他常对人说，以“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同学和朋友听了，无不倾心折服，从此孙逸仙声誉鹊起。1887年暑假后，孙中山便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深造。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首次武装起义。事败，孙中山潜入南华医学堂，在校友帮助下乘船脱险，由香港赴日。

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一年多时间的学习和结交，与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密切关系的。孙中山为何会选择南华医学堂？这个医学堂在当时又有何种意义？

南华医学堂的前身，是广州十三行行商伍秉鉴出资帮助美国医师伯驾开设的眼科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1835年，伍秉鉴又为伯驾提供一所楼房作为医局的分局，名为博济医院。据史实记载，伯驾在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时，还曾为其治疗疝气。1866年，博济医院在内部设立“博济医学堂”，后更名为南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中国第一批西医生，就是从这所学堂培养出来的。

南华医学堂还是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校。1879年，南华医学堂开始兼收女生。1897年，一个西关长大的女孩子进入南华医学堂学习，这位“西关小姐”的名字叫张竹君。至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仍保留着她的求学记录。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深入战场，救护伤员，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1912年4月25日，孙中山南下广州。5月9日，出席于博济医院举行的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孙中山即席应众演说。他追忆26年前在这里习医，现在又在这里与校友会面，“诚梦想所不及”。接着，他号召基督教徒“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过了一个星期，上海《民立报》发表了《孙中山重话旧游》的报道，使孙中山这次演讲的内容得以保留下来。

博济医院后来又在广州河南创办分院，孙中山带头捐了1000大洋。1985年11月11日，中山医科大学报请国务院卫生部批准，将该校第二附属医院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举行隆重命名典礼暨孙逸仙先生塑像揭幕仪式，新建大楼也命名为“中山楼”。

南华医学堂。

先进的运营理念

广州十三行行商还是中国牛痘推广的先行者。

1805年，英国医生斯皮尔逊在澳门试种牛痘成功。牛痘，又名天花，在过去死亡率极高。种痘成为最早引起中国人兴趣的西医。行商郑崇谦在第一时间将此方法翻译成著名的《种痘奇书》，广泛宣传。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潘有度、卢关应又资助皮尔逊到广州行医。仅在1810-1840年间（清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广东接种牛痘者达30万人次之多。牛痘技术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推广，“洋行好善诸公”功不可没，广东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推广牛痘的中心地区。

“粤人乐善好施，尤中外所同仰，不可无以纪也。” 民国《增城县志》如是记载。

几乎与新式医院设立的同时，广东各地的善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据学者研究，当时的广州少说有十几家善堂，资金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称“九善堂”。包括：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方便医院被称为“九大善堂之冠”，以收容病重垂危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敛的处所。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是方便医院出面收敛了烈士们的遗骸。

这些善堂多半位于西关的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巧合的是，与美国现代公益的起源相仿，位于南中国的广州也是在19-20世纪之交，在时局动荡的序幕下，由商家巨贾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

爱育善堂是广东省第一家民间善堂，成立于1871年3月，由商人白伦生投资创办。除了日常的赈济工作，爱育善堂最大的特色在于举办义学，招收贫民子弟读书，并且一律免费。随着义学的扩充，全市分校达27间，每年收容失学儿童千余人。

在广州的慈善史里，白纶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治十年(1871)，这位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牵头创立了爱育善堂。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连年对外赔款，连对内平叛的钱都出不起，就更没有“闲钱”来救济黎民，在那个艰难时势里，广州的民间慈善应运而生，林立于西关一带的善堂成了贫民们的守护神。

以白纶生为代表的广州慈善家们拥有非常先进的运营理念。

善堂初始经费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偶有灾慌，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但育婴堂作为社会的救助性机构，资金的来源与增长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商人灵活的头脑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光《两广盐法志》记载，广府和肇庆的育婴堂，“俱有商捐生息银两”。“商捐”主要是由盐商捐助。食盐在传统社会是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品，盐商获得专卖权利，多富甲一方。而“生息银两”是将可流动的资金贷给其他商人以获取利息。

据说，当年的九大善堂没有一家是只募款不理财、用“一条腿”走路的。善堂里有许多商行的“股东”(相当于现在的理事会)，他们不仅每年为善堂捐钱，更发挥其经商才能，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在鼎盛时期，爱育善堂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

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与社会责任感

广东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愈加浓烈，亦体现在影视文化行业里。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名年轻女子拍摄郑正秋导演的电影《姊妹花》大卖，创票房纪录，被选为“电影皇后”。这个人就是蝴蝶。

电影最早由上海传入中国，该行业基本由外国人所垄断。这一现状的打破亦与广东商人的积极开拓精神分不开。

郑正秋，作为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是潮州商人的后代，他的祖父是上海赫赫有名的郑洽记创办人。1913年，他与张石川共同成立新民公司，并编导了我国第一步无声故事短片《难夫难妻》。该影片取材于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

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濒临大海，优越的地理优势让广东商人走在时代前沿，然而他们依然怀揣着浓浓的乡情，传承着历史之精粹。

自明清以来，与所有地缘性商人一样，广东商人喜欢在自己活动的都市集资建立会馆。会馆的初衷是联乡谊，坚团结。一般来讲，会馆都设有同业或家乡敬奉的神灵牌位，定期举行迎神赛会，演戏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上海是近代广东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广东人带来的不只有发达的经济，还有粤剧。民国初年，广东商人陈铁生在上海先后组建精武体育会俱乐部、上海中华音乐会和上海粤侨工届协进会俱乐部三个粤乐团体。随后，又成立中西音乐研究社，创作改编了《雨打芭蕉》《步步高》《渔舟唱晚》等传世佳作。

捐资教育

纵使富甲一方的商人沉侵在一片欢愉中，中国千年的文化框架—官文化却一直警惕着他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最能影响中国人的一句格言。

商人们在商海沉浮中体验到当官的重要性，对子弟的教育十分看重。广州商人白纶生，吴健彰，著名香烟制造商简照南都纷纷捐资教育。活跃在各地方的粤商，大力兴办学校，特别是近代的新式教育。

明国初年，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青云里，建立起一座小学。这是广东人旅沪集中地。上海的广肇会馆集合社会各种资源创办广肇公学。1913年初，初等小学正式开学。1917年，增设女子部，随后，又开设中学部和幼稚园。学生人数历年递增，会馆又购民地200亩，用于建新校舍。新建校舍的款项主要来自于广东商人的捐款，华侨巨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曾捐助巨款。之后广肇中学一直留有“照南门”“照南楼”。到1934年止，广肇会馆开办的各类学校在学人数达3000人。广肇各类学校确定以故乡的英雄花为校徽。

英雄花又名木棉花，广东特产，树高数丈，有超然特立之内涵。学校借此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栋梁。学校的办学理念：身体健全、勤学、守纪、整洁、廉俭、爱国、博爱、勇敢等，与今日提倡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广肇公学的发展，与广肇商帮对办学的重视分不开。不仅资金来源大多由商帮负责，上海粤籍政要也参与其中。学校把上海地区的粤籍政界名流及商界大款都集中在一起，这对提高粤商在上海的社会地位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各地会馆也积极响应，天津广东会馆在1920年成立旅津广东学校。学校由广东会馆董事长陈祝龄、广东音乐会会长麦次尹等捐款捐地建设。学校招生不分省籍，但对粤籍学生减收一半学费。

粤商重教育，重文化，代代相传，他们骨子里渗透着祖祖辈辈流传着的积极进取、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精神品格。并将继续流传下去。胆量、信念、独到的眼光，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一段段普通人的传奇在不断上演。而在他们功成名就之时，却总忘不了富而思源，回馈社会。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一代代粤商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一个个惊人的光点，它们被点亮，亦被熄灭。不灭的是他们敢为人先，积极创造，富而思源的精神。时代的变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精神将继续留存于粤人的血液之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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