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家族百年买办世家

2017-12-26 03:44:4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不仅莫仕扬祖孙三代就任太古洋行的总买办，而且其莫氏家庭三代的直系或旁系子孙大量都进入英商太古洋行任买办或副买办，主导经营几十年。

杨黎光

粤商是属于历史的，粤商是属于现在的，粤商是属于未来的。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一度阻断了中国方兴未艾的现代化进程，迫使经济中心再度南移，香港成为粤商活动的主要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粤商是一支帮助新政权突破西方经济封锁的重要力量；1978年，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批又一批香港粤商纷纷走过罗湖桥回到内地投资，无论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还是对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位的确立，乃至推动全国市场经济改革，香港粤商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粤商以其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迁港潮

近现代中国命途多舛，阻碍重重。1937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在起步阶段，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让初具规模的民族工商业痛失稳步发展的和平环境。是年8月，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11月12日，全城大部沦陷，租界成为“孤岛”，迫使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香港转移。

抗战爆发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向华南转移。尤其当粤汉、广九两路接轨后，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之客货出入，大部趋向省港。沪宁失守后，长江下游之经济交通，概被日本破坏或把持。据海关1938年贸易报告书表明，上海出口总值下降，而广州及华南各口岸出口总值上升，该年沪粤对外贸易一降一升之差别，极为显著，俨然有以粤汉铁路代替江航，以香港取上海而代之的趋势。（《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204页，张晓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抗战初期，香港是中国外贸的枢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其战略和贸易地位更趋重要，大量军需物资通过香港转入内地，为粉碎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中国70％的军事战略物资都经香港运到内地。这条“香港通道”，是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对外贸易高速增长，香港还成了民族经济的避难所，出现了内地企业的迁港潮。这次迁港潮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持续了四年之久。

淞沪抗战时，几家中国银行将2300万银元运到香港；南京沦陷前，中央银行又运去1.39亿银元及5000条银锭。至1937年底，仅汇丰银行就接收了3亿银元和数百箱新法币钞票。

在企业、资金源源涌入的同时，香港的华人总数很快就增加了一倍，从1937年的80万，急升至1940年的164万。另据当时《大公报》的调查资料，当年内地逃港人群中，百万富翁计有500余人，千万富翁30余人，亿万富翁3人，这些人移居香港后继续从事工商业。随着这些来自珠江三角洲及内地的工商业者的到来，香港粤商的构成也更加多元化，为粤商群体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了新的活力。

人员、资本的高度集中，促成了战时香港的畸形繁荣，工商业均有长足发展，港产的纺织品、电筒电池、火柴等远销海外。抗战初期，香港开始每年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不仅显示了香港人强烈的爱国情感，也反映了华资企业家在香港的苦心经营。1940年第三届展览会开幕时，港督罗富国（Geoffry Northeote）曾亲临参观，对香港产品和工业潜力大加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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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应溎。

莫氏家族与太古洋行

香港是抗战时的避难所，也是支援抗战的重要基地。香港粤商在通过振兴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的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宣传爱国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买办世家的莫应溎先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莫应溎生于1901年，广东香山大金鼎镇会同村人（今属珠海市），其祖父莫仕扬（1820—1879）是一名成功的粤商，早年在广州做生意，1860年后转赴香港经商，因精明强干，熟谙洋务，会一口流利的英文，于1870年成为香港英资最大企业之一的太古洋行第一任买办。同时莫仕扬又经营着自己家族的生意，是一名香港华资有影响力的地产商；莫应溎的父亲莫藻泉为太古洋行的第二任总买办、香港太古糖厂的创办人；莫应溎的哥哥莫干生为太古洋行第三任总买办，太古糖厂、船坞、保险公司、航运公司、漆厂等庞大资产的实际管理者。莫家三代是最早把西方企业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的人，对促进中国的企业规范化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创了一代中国买办先河，父、子、孙三代都作为英国驻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共计67年。

按照莫氏“从商不可废书，习西学不能轻六艺”的家规，莫应溎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中西学教育，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在剑桥经济系及伦敦法学院就读，取得大律师资格。

不仅莫仕扬祖孙三代就任太古洋行的总买办，而且其莫氏家庭三代的直系或旁系子孙大量都进入英商太古洋行任买办或副买办，主导经营几十年。莫应溎学成回国后，被聘为太古洋行副买办，分管太古糖厂。后来莫应溎的哥哥莫干生因故被迫离开了太古洋行。关于莫氏家族与太古洋行的关系，史料中是这样介绍的：

……每一个洋行分支或一艘新船起航，都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分支机构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己不利，渐渐产生削弱莫氏的念头。……恰巧，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太古洋行布朗（时任洋行经理）出席宴会后，暗中派人查莫干生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借此打击莫干生的威信。经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再待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98、99页，王明远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太古洋行由“买办制”到“经理”制，在粤商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至此，本来已经将粤商主流让位于马应彪、郭乐等粤籍侨商的洋行买办开始渐趋没落，直至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1940年代老牌英資太古洋行在鰂魚涌興建的太古糖廠, 即現在_015320.jpg

1940年代，老牌英资太古洋行在鲗鱼涌兴建的太古糖厂, 即今日的太古坊。

三代买办

鸦片战争后，清廷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被迫终止，通商口岸大幅增加，中西贸易往来迅猛发展，洋行买办阶层随之快速崛起。他们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不仅深受清廷洋务派大臣器重，也为外国洋行老板所依赖，成为举足轻重的特殊阶层。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有人脱离洋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操盘手；有人在为外国洋行服务的同时，也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向民族企业家转型。莫氏家族三代作为洋行买办，罕见地贯穿了近代买办制度的始终。

笔者怀着了解莫氏家族的强烈愿望，曾于2013年3月初前往莫氏家族的故居原香山县大金鼎镇会同村（今属珠海市）考察。由于年代久远，莫家的祖居如今只剩下几间陈旧的瓦房，据当地老乡告诉我，那只是莫家原先佣人住的，莫家的大宅已经不在了。如今在会同村已经基本看不到曾经显赫一时的莫家的遗迹。但莫氏宗祠还保存得相当完好，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高大的门楼，门前临着一条小河，视野相当宽广。在宗祠里陈列着一些介绍莫氏家族祖先和后人的资料和照片。从这些资料照片中可以看到莫氏家族的基本脉络。

我知道莫家有不少后人在香港，例如莫干生之孙莫华钊先生，我们曾在天津南开大学见过一面，并预约到香港去采访他。

莫华钊先生为香港资深执业会计师，亦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自1982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还曾于1984年担任东华三院主席。对于笔者提出的采访要求，莫华钊先生十分重视，专门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一级助理主任梁淑仪女士安排相关事宜，使我们的采访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凯悦酒店顺利进行。

莫华钊给人的印象，既有世家子弟的从容，又有资深会计师的严谨，同时作为一个收藏颇丰的文物鉴赏家，对自己的家族史尤能用独到的眼光加以观察和研究。作为一个粤商的后人，莫华钊先生有他独特的研究视角，所以，一些学术机构的学术活动，常邀请莫先生参加，莫先生也有学术文章发表。

关于莫氏高祖从广州南迁香港的原委，他在一篇短文里这样写道：“余先祖，广州行商也。洎鸦片战争，公行易制，高祖仕扬公审时局之不稳，本业亟变，适太古洋行发展业务，讬以为香港总办，遂于一八六四年举家南迁，历曾祖藻泉公、祖父干生公，匪懈经营，终成百年买办世家之美谈。”（《礼怀古今：莫家三代珍藏》8页，莫华钊主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9年刊印）

爱国者莫应溎

据莫华钊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莫干生于1931年辞去太古洋行总买办之职后，其族人亦自此逐渐由单纯的商业人士向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八弟莫应基（1909-2001）与五弟莫应溎。莫应基不仅成为老牌英资银行汇丰银行的影子买办，更在1975年出任香港股票交易所首位华人主席，执资本买卖之牛耳。而莫应溎（1901-1997）则由主管太古糖厂的洋行副买办、香港执业大律师，转变为活跃在港粤商界的社会革命者。

出生于买办世家的莫应溎虽然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骨子里却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对民族解放事业满怀热情。1924年，叶剑英率部乘船从大陆赴港，被扣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之托，与香港警务处长交涉，终于使叶部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与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广州参观考察，受到叶剑英亲切接见，感激他当年相救之情。

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莫应溎义愤填膺，组织了一支有70多人参加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出一部救护车，携备医疗器械和药品赶赴上海，救助伤员。他还设法募集了数万港元，送到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资助残疾军人教养院。“七七”事变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国服务。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莫应溎亲赴南洋各地，奔走呼号，开展抗日宣传，在新加坡等英国各属地募得数十万元巨款。作为莫氏家族的一员，他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国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都曾当面对莫应溎在抗战期间的义举予以嘉勉。

1950年9月，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日，莫应溎以香港华商总会（即中华总商会前身）董事的身份兼任交际组长、香港各界庆祝国庆纪念筹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华商总会全体董事会上，提议在香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51年11月，香港贫民区发生火灾，数万人无家可归。莫应溎发动香港华人革新协会积极投入救灾工作。1952年3月1日，广州社团组织赴港慰问灾民，莫应溎等爱国人士代表香港各界迎接，港英当局却不准广州慰问团入境，酿成香港居民与港英警察冲突的“三·一”事件。

莫应溎参与组织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改变了买办世家低调、隐忍的行事风格，也彻底惹恼了港英当局，遂向其下达“永久离境令”。1952年9月23日，莫应溎一家由港返穗。

虽然回到了广州，但莫应溎在港澳和南洋等地商界仍具相当影响力。在被聘为广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广州国际投资公司前身）常务董事后，他积极吸收港澳和华侨资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取得了优异成绩。此外，莫应溎还先后担任过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及执委、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主权。翌年，莫应溎与郭棣活一起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继续为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民族的振兴与强盛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