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落脚点是人民

2017-12-26 05:11:41

来源: 时代周报

“强调高质量，是决策层对近年中国经济脱实入虚进行反思的结果。”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文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时代周报记者刘科发自杭州

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阶段，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这是2017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主基调。

与历年经济工作会议不同，此次会议公告并未对短期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出表述，而是着眼于长远，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此前，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2017年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这样解读高质量发展内涵：“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三者可以集中概括为高质量发展。”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8年的经济政策确定了基调和方向，很明显是十九大精神的延续，“这些思路要管的不只是2018年，还会延续未来三年”。

“强调高质量，是决策层对近年中国经济脱实入虚进行反思的结果。”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文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发展思路确定后，现实的问题就是务实—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他看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为基础支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最终的落脚点在人民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2017年12月23日表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与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高速增长阶段高度依赖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投入，工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矿业比重较高，产业链主要是中低端，依靠投资、中低端消费拉动。而高质量增长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更多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中高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GDP7%以上的增速。众所周知，十八大报告中曾提出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但在3.2万字的十九大报告和12月20日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都取消了GDP翻番目标的表述。对此，杨伟民解释说，这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是高速度增长的阶段了。

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2018年《经济蓝皮书》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左右，2018年仍可保持6.7%的速度。而关于到2020年GDP翻番的要求，2018-2020年3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3%即可。也正是如此，下一步中国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有望淡化。

杨伟民表示，我国经济已经不具备高增长的客观条件，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人口减少、技术积累、金融风险、资源环境压力等，使我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若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追求高增长，带来的风险可能比增加的GDP还要多。

多家券商研究机构均对未来经济增长作出了预测，在上海证券首席分析师胡月晓看来，未来三年经济增长将在6.5-7.0间运行。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边泉水则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将被定在6.5%左右。

关于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率不断走高，2014年、2015年赤字率分别为2.1%、2.6%，2016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将赤字率提高到3%。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赤字率是3%，财政赤字规模约2.38万亿元，相较2016年增加2000亿元。

由于经济增长好于预期，2017年的实际赤字率将低于3%。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近日在公开论坛表示：“2018年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预计财政赤字会控制在3%以内，这是一个天花板。”需要补充的是，未来几年的三大攻坚战中，扶贫需要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环保也需要政府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

虽然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增长依然很重要。瑞银集团在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即认为，如果2018年一季度末到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较为明显，政府可能微调偏紧的政策，包括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约束和环保政策等。

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企稳中，基础设施投资是最重要的拉动力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月，基建投资增速高达20%，是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的近3倍，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中占比已经超过50%。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的八大重点工作均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展开，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民生问题更为重视。

黄文礼说：“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仅是一个目的，更是一种手段，它从人民生活中来，更应该回到人民生活中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生态环境改善，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人民。”

防范金融风险成三大攻坚战之首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其中，三大攻坚战的重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范重大风险的重点则是防控金融风险。

黄文礼分析说，对比去年的会议精神，2018年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主要出现了三方面的新提法。首先，提出要“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其次，会议对2018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此外，更加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过去数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存在监管的真空地带，比如互联网金融业态的野蛮生长、银行的表外业务快速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高速增长等。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央行副行长易纲在12月23日表示，首先要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去杠杆”“稳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标本兼治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问题。

“预计未来金融去杠杆将进一步深化推进、金融强监管力度不减，一系列类似资管新规的监管政策还将陆续出台。”黄文礼分析称。

其实今年以来，业内已对金融风险重点领域进行诸多分析并达成了基本共识。今年初，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就曾指出，金融领域有八大风险点正在积累，包括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期在杭州出席亚太资产管理高峰论坛时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大资管、去杠杆监管大方向明确，如何平稳去杠杆又不至于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这是在大方向下的具体实施问题，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2016年末，中国资管规模破百万亿元，银行、保险、券商、信托、基金等不同类型资产管理机构快速发展，机构数量显著增加。“在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跨领域、跨产品的创新安排，对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是个挑战。”巴曙松称，原来“一行三会”基于不同监管职能对行业有各自的监管要求，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给市场提供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各种嵌套、通道等复杂的架构，都是监管套利的产物。

为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方面也将进行诸多调整。2017年11月，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业内对此抱有诸多期待。央行副行长易纲在12月23日的会上表示：“金融管理权是中央事权，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实监管问责，这样就有一个整体的治理金融风险的稳妥方案。”

在地方层面，一些地方金融办升格为金融工作局，将地方金融统一归口监管。今年11月，浙江省金融办加挂浙江省金融监管局的牌子，并加速落地相应监管处室。浙江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在11月时曾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该部门正在制定针对金融风险的“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统，完善安全防线，这种协调防控的机制在国内属于首创。

房地产长效机制呼之欲出

与其他实体产业相比，房地产与金融系统的联系十分紧密。除了重点防范的金融风险，房地产调控已经连续3年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任务之中。在2015年、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均是重点任务之一。

其中，2016年的会议对于房地产的口吻严厉，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研究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而在2017年的会议中，对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表述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研究建立”转变为“完善促进”。这被认为代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长效机制包含金融、土地、财税、投资、市场多个方面，可以通过在信贷、交易、税费等环节做适当限制；同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方面，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适当的分层，大力发展租赁市场等。”巴曙松在12月中旬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被认为是房地产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浙报房产研究院的丁健刚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未来的租赁市场，商业银行、国有企业、部分金融资本等各方都会参与其中，促进租赁市场供应和产品多元化”。

在房地产调控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要求“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在丁健刚看来，“考虑到楼市分化的情况下，一刀切的政策并不合适，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才能更好地实现调控的目标”。

尽管官方甚少提及长效机制的细节，但事实上，结合2017年全年各地房地产政策的一系列举措，从今年年初提出的差异化供地政策，到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公共住房建设的持续推进，再到十九大重申“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呼之欲出。

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对房地产长效机制作出了分析。中信建投在今年10月发布的深度报告《如何从德国、新加坡模式展望我国长效机制》中认为，长效机制将包含3个体系：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供给体系和住房金融体系。

其中，住房保障体系，包括加快租赁市场、共有产权房等供应推出，在持有环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住房供给体系，包括重点城市土地供应结构变革，传统土地招拍挂模式将优化；住房金融体系，包括加大住房金融市场发展，如加快国内住房租赁证券化发展，支持供给主体轻资产化运作等。

无论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还是央地差别化调控，房地产税的呼声日渐高涨。12月20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人民日报》刊发《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文。文章称，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按照税收法定的时间表，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我国这样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仍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持中守正把握好工作的节奏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