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从“人的城市化”走向“城市的人化”

2014-02-13 06:07:25

来源: 时代周报

特约评论员韩十洲

因为春节的往返流动，“大城市与小城市”再度成为流行话题。我们看到，言论的基本基调是，把小城市“拉黑”，给大城市“点赞”。

当然，大城市似乎很精彩，但也很无奈，不然就不会有“逃离北上广”。尽管如今“逃回北上广”上了媒体“头条”，但这真的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吗？

当在说“大城市”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讨论中，最为醒目的话语是“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这的确是道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却并未触及事实上更为深切的理由。我们顺藤摸瓜，或许可以延伸到更为广阔丰富的维度和层次，进而或许还可以返回来救赎如此不堪的现实。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功能是“流播文化和教育人”，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他指出，大城市巨大和拥挤，但正是各种活动的中心使“各国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中来。亨利•詹姆斯说的关于伦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与伦敦相匹配的其他大城市：那‘是人类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缩影。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更能代表和体现人类。’”

一般来说，小城市或者小地方来的年轻人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正如人皆有之的那颗“环游世界的心”。这是一种天生的人类感和对自由的向往，想要认知世界，结缘朋友，这亦是“娜拉”形象的深刻隐喻。无疑，正如芒福德所说，大城市是一个实现此类梦想的好地方，城市即文明的聚汇，承载着文明的变迁，激发着文明的盼望。但是，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是一种狂飙突进地切断与历史、与文明的有机联系的暴发户进路，一场唯GDP是举的物质主义的竞赛。

在“全国一盘棋”、政令一统的行政意志主导下，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土木工程而不是人心工程的意义上，只是停留在经济机器而不是文化复兴的意义上，城市的样貌千篇一律，人心的格调浮躁粗鄙。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开始时髦起了“××精神”之类的新一轮“假大空”，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座真正的城市，不可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有文化”，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那么，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衡量，“大城市”和“小城市”到底在争什么呢？

个体的命运：从“脱嵌”到“卷入”

言说了对中国城市化背景的个人观感，我们还是回到那句“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要准确地理解其内涵，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因为，当下大城市与小城市之争，仍然可以放在“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的框架中来解读，否则可能还是“不明觉厉”。

众所周知，当今的小城市（或者小地方），是熟人社会与亲属网络，仍然被传统的儒家伦理关系所笼罩—尽管其一度被20世纪的革命浪潮所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已经满血复活了。

19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需要释放活力、消耗自由。于是，首先从农村开始，乡村家庭从公社中被释放出来，1990年代以来，城市家庭从单位中被释放出来，个人又回到了家庭之中。因为没有可替代的新的伦理选择（比如，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新的伦理构造），那么，传统的儒家伦理基本上是满血复活了。至此，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狂飙突进，随着经济进程的“高铁速度”，市场经济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于是，个人从乡村涌向城市、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的大门打开了，新一轮的“脱嵌”运动开始了，个人从“家族”涌进了“市场”。这是一种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开端，曾经无处不在的集体安排不再发挥作用，至少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核心逻辑是竞争，就像战场上一样，是一个需要真理、需要能力的场域，所以，“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关系”退居其次。

当小城市还在沉睡中之际，大城市正在被“市场”所改造。小城市那种熟人社会和亲属伦理关系所笼罩的地方性生活，尽管可以给予人安全感，但也带给人压抑与无聊。这种丧失了念想与盼望的近乎“一潭死水”的生活、“一眼望穿”的人生，实在是了无生趣，时间像小彩旗原地打转儿那样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大城市之所以对人们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深具诱惑的心理起点。大城市生活蕴含的不确定性，首先意味的不是恐惧，而是迷人，其具备满足人性中之“人类感”、之“向往自由”的潜能，可以承载欲望与梦想。于是，大城市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遍地撒满黄金的“成功世界”，乃至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忽略它的“诅咒”：由于大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与工作网络，也将人引入了一个丧失安全感之地，恐惧与冷漠因之而生，个人很有可能被大城市的“肿胀病”、蔓延的“畸形团块”以及一种现代方式的工于算计所吞没。

异化与救赎：互联网的可能性

市场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但市场却是冷酷无情的，其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个竞争过程—既生产成功者，也生产失败者，多数人不得不“独自上场”，独立面对，“打碎牙齿和血吞”。当下中国还处于一个如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状态，政治和法律强制、经济剥夺与剩余价值榨取，等等，都是施加于个人的异化力量。

所以，大城市对个人而言，究竟会成为“自由之邦”，还是“奴役之地”，殊为难料，而且，后者的几率往往大于前者。正如20世纪初，鲁迅所准确预知的“娜拉”出走以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可是，当下更为悲催的局面是，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就如战场上的士兵，既然做逃兵是死路一条，那就“向前冲”吧，惟有“向前冲”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是的，大城市在大多时候、大多情况下乐于示人的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虚幻的解放的可能性，但这就够了，人类会为了这种“可能性”而前仆后继的。

一边是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一边是传统的支持关系的日益减少……这一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注定是“三明治的一代”，注定要在此间冷暖自知地往返、徘徊、跌宕、纠结，甚或扭曲，既是大城市的“新移民”，又是“无根的非市民”，如无锚的航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也可能会走错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新的生活。由于健全的关于“个体”的意义、关于“自我”的知识之历史-文化性的匮乏，如今在大城市市场中浸淫的所谓“个体”，在种种压力和夹逼之中不可能不失衡，少有幸免者，乃至于他们常常只是单向度地表现为“欲望的自我”、“物质的自我”（请不要抬扛，这是从统计意义而言的）—性、消费与情感是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戏剧，尚有待于进化到“意义的自我”、“精神的自我”。这恐怕就是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开始的新的时代主题。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土木工程”进入“人心工程”的历史时刻。

芒福德说：“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如果说“人的城市化”是其初级阶段，那么，“城市的人化”则是其有待达到的高级阶段。如果没有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绝望的历程，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适逢互联网的大发展，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我才敢相信，互联网不仅会重新缔造城市生活，尤其是会构筑成当下的个体化进程中亟需的新型的社群网络，一切改变与救赎的可能性都孕育其中，当然这同时还需要我们艰卓的道德自觉与努力。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一次重复：即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我们需要的不是对立仇恨，而是“升维降噪”，以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整体的反思，或者有可能的是，倡导一种城市大小之间的基于文化资源重建的调整、传递、协作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