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利息在人间

2013-08-15 01:33:40

李怀宇

身后半个世纪来,胡适的言行依然引人念想。花城出版社四卷《胡适文集》便是其中一个明证。1919年,胡适写有《不朽》一文,如今胡适已入不朽之境。

听许多人讲过胡适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人。胡适不是完人。我不喜欢完人,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人。胡适曾让人捧为一代圣人,也曾被贬得一无是处。我无法猜测他心里到底如何想,但见他始终微笑。

骂胡适的文章加起来也许不会少于胡适自己的等身著作。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种话,古往今来有几人能说得出?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写胡适的文章很多,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陈之藩的《在春风里》、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各有妙处。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花城出版社版《胡适文集》的编选者朱正在前言中引用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几条,其中1960年12月29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朱正说:“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李慎之晚年有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自然是一家之言。朱正是鲁迅专家,如今编选《胡适文集》,取舍文章的手段让人耳目一新。鲁迅与胡适并世,使文化更多元。我曾在写陈之藩的文章里抒发独白:“每个时代,需要横眉冷对,也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大声呐喊,也需要静心倾听;需要批评,也需要宽容;需要忠言,也需要良药;需要执着,也需要放下。悠悠天地间,大自然的生态需要平衡,文化生态也需要。”陈之藩真是典型的“胡适的朋友”,当年他在美国和胡适谈天说地时,就常常争论,但越争感情越深。胡适晚年爱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陈之藩完全同意,他们都信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从现世来看,胡适所欣赏的“容忍”精神值得一说再说。

文化界的一些名人往往让人又敬又怕。胡适倒是让人觉得又敬又亲。胡适是长者,也是可亲的朋友,没有一点癖好和缺点的朋友是不好交的。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胡适就很有意思。胡适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胡适不止一次说:“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何炳棣曾旁听邓之诚的课,邓之诚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以邓之诚如此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不喜欢胡适的但开风气而不求精深是自然之事。

唐德刚则回忆,胡适是搞“红学”的宗师,却一再告诉他:“《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呢?胡适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这个观点,相信周汝昌不会同意。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就回忆了彼此在红学研究过程中的分歧和争论。唐德刚自己也是“红学”中人,他认为,“红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胡适好像说过“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类的话,如今看来,“红学”乃至“胡适”都可作如是观。

读《胡适口述自传》,我感觉成名太早的胡适隐隐有一种想为“天下师”的气象。

赵元任曾说,胡适的日记是为别人看的,他的日记则是为自己写的。而胡适写信,向来有留底稿的习惯。我最为感念的一封胡适的信引自陈之藩的《在春风里》,胡适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我的一位朋友看了却觉得造作,但是世上最美的造作,看着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舒服。

胡适爱写日记。如果用时髦的视角来看,胡适的日记就像是今天的博客、微博。每天所见、所思、所读都付诸文字,公诸同好,读者的回响便是转载和评论了。要研究今天的思想史,不关心微博,难免落伍。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读胡适的日记,看每天的微博,这些赤裸裸记载生活的材料,真不知会成就多少有趣的文章。

胡适不甘寂寞,没有朋友是过不了日子的。1950年代在纽约,胡适的心境应是寂寥的,这才让唐德刚、陈之藩这些忘年交有幸长谈,这样的好日子真让后生羡慕死了。如果人生真是一个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就是一个天生的明星,欣赏他的观众便是熟识和陌生的朋友。当我在舞台上当过一两回跑龙套之后,才明白一个演得漂亮的明星有时是百年一遇的。

胡适在《我的自述》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可是,今天的哲学史研究者有几人真正去深入研究胡适的论说呢?倒是胡适的文学成了大众的娱乐。读胡适一些关于文学的见解,不免感叹其眼光独到。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不忘宣扬他一贯主张的“白话文”:“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了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而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胡适一面说《三国演义》因为不肯剪裁,故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一面又说:“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胡适的娱乐真有点高级趣味。

今天重读胡适,世人更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思想。胡适一生倡导民主、自由、容忍,在名来利往的残酷现实中依然任重道远。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十年来有各种评说,往往附加了现实的利益考量。

风云已散,倒不妨平心静气看看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说法:“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此文写于1919年,斯人已逝,而白纸黑字犹在,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今夕是何年,胡适一生借出的钱不只一笔,相信他在生时并未收完,身后的利息更是算也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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