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独立自由，迥异时流

2013-07-04 04:57:02

来源: 时代周报

90年代有几个发现，发现顾准，发现陈寅恪，发现西南联大，发现储安平等，这跟整个时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有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陈寅恪以他独特的文化保

特约记者李兮言发自广州

古旧的红砖小楼建筑群，在广州市中山大学新港西路校园里，沿路常见。而坐落在校园东北区309号的这一幢小红楼，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房前的草坪较其他小楼更开阔，房子周围独有栅栏围着，正门前是一条水泥小路。不远处的草地上，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铜像寂静矗立。每年，除了毕业生来这里拍照留念，平时都极静。

陈寅恪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此度过。他晚年双目失明，只能通过微弱的光影辨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最高首长的陶铸听闻，让学校为他铺设了这条能够反光的水泥路，并安上栅栏，方便陈寅恪散步。

1969年10月，陈寅恪在广州逝世。他虽在生前已是国宝级人物，但真正的“陈寅恪热”开始席卷中国大地，则在他离世十几年后。2013年，这股热潮似有重来之势：有关陈寅恪的书籍相继出版七八本，包括张求会的《陈寅恪丛考》，张荣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谢泳的《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事》，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以及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再版等。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当是今年6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再版，发行5万册。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最早出版于1996年。“首印后不久，就有报道说这本书在上海书市上被一抢而光，之后便引发了社会上的热烈讨论。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书店、机构组织座谈会，包括北大人文学科的一些教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一些弟子。报纸上的反映也很热烈。也因此，从首印到1997年底，这本书先后印了六次，共八九万册。因为它毕竟不是普通畅销书，陈寅恪是个高端的人，因此一次只敢印一两万册。”三联书店负责《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工作的孙晓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新版已修改“龙潜”部分

谈“陈寅恪热”，绕不开《陈寅恪的最后20年》。当年，该书的推出切中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痛点”，带出了90年代大范围内的“陈寅恪热”，与陈寅恪相关的书籍不断出版。“陆先生的这本书，直接将‘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促生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功不可没，载入史册。”陈寅恪研究者张求会表示。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当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也与陆键东的写作特点有关。文史学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荣明评价：“这本书用的是第一手资料，它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发掘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历史档案资料。”此外，陆键东也实际采访了陈寅恪的多位同事、家人等，这些人跟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密切相关。“这些全是一手的东西，这个可能是这本书能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关于陈寅恪的生平，有很多口口相传的东西，包括他的父亲、祖父。这些多少年留下来的东西，大家是有神秘感的，而这本书根据文献及采访，还原了他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作者的切入角度有他的特色，他是从20世纪的中国文化传承角度去理解陈寅恪的，这样，个体生命和时代文化变迁就扣合了起来。”孙晓林解释。

“陈寅恪”现象同时又是个敏感话题。用陆键东拒绝时代周报记者此次采访时的话说，陈寅恪的话题“不能随口而出，因为它们都扯动着心灵”。自今年2月接受某家媒体采访后，陆键东再没有就“陈寅恪”的相关话题接受过任何访问。“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做些实事，不希望（再版）搞得声势浩大。”

如果对《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前尘往事有一定了解，就不难理解陆键东的低调。1997年3月，此书出版后不久，因书中提及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党委书记龙潜在中大任职期间“领导数场运动”的言行，陆键东和出版方三联出版社被龙潜后人告上法庭。三年后，法院宣判陆键东与三联书店登报道歉，此外还必须接受在该书未进行删改之前不得重印、发行的判决。据孙晓林透露，随后十多年，尽管不断有读者向三联询问再版之事，但由于“作者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课题上”，一直到去年，该书才被提上议程，修改并重印。

再版的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已按法院当时的要求做出了修改。对比新旧两版，时代周报记者发现，“龙潜”的名字已经被“主管副校长”、“这位领导”等指代名词取代。在内容描述上，令读者印象较深的“他妈的”、“你不坦白，就枪毙你”等“副校长”的原话被保留下来，但部分有关其的评价已被删除，其中包括那句“龙潜留下了很多年后依然使‘中山大学教工闻之胆颤心惊的‘豪语’”—这句话曾直接出现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此外，“副校长”领导运动的主要过程，以及针对陈寅恪的一些言行描述仍旧保留。

在结构上，新版基本遵从原版，保留了全貌。在原版基础上增加的内容则在一万到两万字之间。“从形式上看，比较明显的是，新版中大段的注释基本上是这次新补进来的，是这些年作者的新材料、新发现以及大家关注的热点，带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分析，每条以几百字篇幅呈现。一共修改了几十处，其中20-30处补在注释里，其余有十来处在正文里。” 孙晓林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发现陈寅恪，重寻知识分子精神坐标

陆键东本人对这本书的期许，应当早已超越了记录陈寅恪本身。在《我与三联》一书中，他曾这样回忆：“《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开放开启了新时代，商品化不仅充斥经济市场，也逐渐侵蚀人文领域。在此背景下，1993年至1994年，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涉及思想史、文化批评等领域。鉴于当时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集体困惑，“人文精神大讨论”很快由圈内溢出至圈外，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

但这场声势浩荡的大讨论，前后不过一两年时间便草草了事。但在此背景下逐步进入高潮的“陈寅恪讨论”却长期持续了下来。“自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往钱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两个趋势都跟外部环境有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越能被认同。所以，90年代有几个发现，发现顾准，发现陈寅恪，发现西南联大，发现储安平等。这跟整个时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有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陈寅恪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成为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历史学者、独立知识分子傅国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张求会则认为，陈寅恪本身具备可供探究和争议的诸多特质。“尽管陈先生本人十分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现实一再粉碎了他的梦想。他的人生经历比一般的学者更具有传奇性和争议性，因此，最适合各类研究者游走于‘小众’与‘大众’之间。”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并非一般大众就能理解，他被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知识分子风骨。“国民党当年想党化大学教授，陈寅恪就与挚友吴宓商量，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入国民党的话，他就离开大学。他说如果要维持生计，可以想另外的办法，以作文售稿生活。解放之后，政府当局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但是他提出不学马列、不学政治。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漱溟、熊十力等几个人而已。因此陈寅恪个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张荣明认为。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可在‘小众’与‘大众’之间游走”的研究性质，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数量庞大得令人吃惊。“今年6月，江西九江学院举办‘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发放了一本《陈寅恪先生研究资料汇编（1935-2012）》的‘总目录·作者索引’。整个资料汇编共有41册，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这大概是目前比较齐全的一套资料汇编，大致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张求会表示，目前有关陈寅恪的研究大概可包括四大方面：一是陈寅恪学术著作；二是其家族史料、个人生平；三是陈寅恪最后20年的遭遇，包括对记录其心史的晚年诗作的研究；四是他与西方学术的渊源和关联。“陈寅恪研究正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无论是否身在高校，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会得到认同。”

讽刺的是，即便是充满理想主义意味的“陈寅恪热”，也多多少少充斥着与陈氏风骨南辕北辙的功利考量—“研究陈寅恪更容易受人关注，只要和他的名字沾边，文章更容易发表，书籍更容易出版。这可能也是‘陈寅恪热’形成并持续到现在的原因之一。”张求会说。

傅国涌：“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大讨论，只维持一两年就草草结束，对陈寅恪的讨论却一直持续了下来，为什么？

傅国涌：陈寅恪是一个个案。作为个人，他的身上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学术力量，这使他能够成为后世人心目中持续、长久的话题，也许再过五百年还可以讨论，就像《红楼梦》、曹雪芹还可以讨论一样。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空。而那种比较简单化的、抽象的什么主义、思潮的讨论，往往都是面上的，缺乏内在的力量，难以持续。

时代周报：现下和90年代的社会环境又有区别，信息接触、人文环境都不一样了。比如，每天微博上的各种信息真假难辨。陈寅恪的意义会因此改变吗？

傅国涌：我想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准确地说，现在跟上世纪90年代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当下的这个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是从1992年开始的，是全面商业化、城市化、泡沫化、碎片化、娱乐化开始的时代。从90年代到今天的二十几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现在倒应该跟上世纪80年代比较，80年代的中国曾处于另一个时代，与今天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或落差。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文化、精神都在向下走，而肉体、欲望、物质消费都在疯狂膨胀，显示了一种分道扬镳的趋势。今天是90年代的结果，90年代是今天的开端。

时代周报：微博等自媒体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知识分子似乎是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如此，大众对知识分子即所谓的“社会良心”的期待和依赖性会不会降低？

傅国涌：你说的现在跟90年代在这方面的不同，其实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同。互联网的出现包括微博、微信的出现，只是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但对发言的品质、深度、准确性、周全性方面，仍然没有明显改变。现在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一只猫都能在网上说话，零门槛，但是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一个民族还是要靠大脑提供向哪里走的思考。

我觉得陈寅恪现象将是中国长久的话题，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学者，一个非常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他并不是对中国政治有很多思考的知识分子，人们关注他，主要也不是他对公共领域的发言，而是关注他的人格、道德层面。大家关注的是，当一个国家处于大变革、大更迭，一个有深厚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人格的选择的？是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并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这是陈寅恪最根本的地方。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寅恪是做人的标准，不是做学问的标准。做学问的话，谁能做得过他呢？人们关心更多的是作为人的陈寅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陈寅恪。

时代周报：眼下很多知识分子争着留在体制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对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推崇备至，不矛盾吗？

傅国涌：不矛盾，一是现实，一是理想。人总是向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仰望稀缺的人。陈寅恪坚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常不容易，是要付出代价的，多数人都做不到。

现在的知识分子，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你提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职业知识分子，多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与知识相关的职业如教师、工程师、记者等，现在很多官员也都是博士。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内涵，起码具备三性：一是专业性，在专业领域要有出色的表现，没有专业性，一切免谈；二是公共性，要关心这个社会。如果只关心家里的房子、车子，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具有公共性的，如爱因斯坦、鲁迅等人，也有很多像陈寅恪、钱穆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发言不多，但也都坚守良知底线。现在社会上将“公知”这个词污名化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恐怕是中国当下独有的表述，是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词，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是职业知识分子。

除了专业性和公共性，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独立性，不能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或任何利益集团。“三性”之中，专业性第一位，独立性最根本，这两个是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核心要件。

时代周报：能再出一个陈寅恪吗？

傅国涌：在传统学问上，不可能再有人可以跟他比拟，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他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转型时代，他有很深的旧学根基，又到西方长期留学，开眼看过世界。中国将来或许会出现在学术上用新方法作出新贡献，同时又有公共性、独立性，并能扭转时代走向精神的人，没什么不可能，每个时代产生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