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洗脚妹”参政记

2013-05-23 04:04:58
刘丽,这个“洗脚洗到被习主席接见”的女孩儿过去曾非常坎坷。“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一群洗脚妹,创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洗脚城,让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能够照顾老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厦门

“习总书记好!我是来自厦门的安徽人,从事洗脚行业。我叫……”

“洗脚妹,刘丽?”

“是!”

“还在洗脚吗?”

“在做技术培训。”

“那还助学吗?”

“是!”

“在厦门多少年了?”

“13年。”

“我也在厦门工作过3年。”

“厦门人民期待您有时间回去看看。”

“好。在厦门落户口了吗?”

“还没有。”

“向你表示致敬!”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当日,团中央举行“实现中国梦 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27名五四奖章获得者见面、座谈。

刘丽是27人之一。在一个上午的活动中,习近平与她六度握手。座谈时,刘丽主动发言,讲述自己的梦想,习总书记还为她鼓掌。

“美丽的一天、开心的一天、兴奋的一天、学习的一天。”在5月4日的微信相册里,刘丽这样写道。

“后来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感觉就像做梦似的。就算是上辈子烧高香,也不会料到能有今天。”5月19日,说话耿直的刘丽这样对时代周报表述当时的兴奋与意外。

的确,17年前,刘丽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孩,因贫辍学、被迫离家,一度还曾流落街头。但现在,她成了安徽省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政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对话。

“我时常觉得自己很难,但难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总是神奇般地出现帮助我的人,然后,问题都会一一解决。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情节,故意设计好似的。”在微信里,刘丽曾写下这样一段人生感悟。

洗脚妹对话总书记

5月3日,刘丽离开厦门、飞往北京时,只知道自己要去参加团中央五四青年节的一个活动。她带了一条最喜欢的绿色连衣裙,因为,绿色代表成长,寓意很好。

当天深夜,直到团中央的工作人员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刘丽才知道,次日,她将要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

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刘丽起床。那条绿色的连衣裙已经借给了另一个没带合适服装的女孩,于是,她为自己选择了黄色的衬衫和蓝色的外套。两个月前,她曾穿着这套衣服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7点20分,整队人马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大巴驶进航天科技馆。接着,27名五四奖章获得者分成了四组,刘丽被安排在第二组。

9点不到,习近平的身影出现在第一小组。刘丽远远地观察,看到习总书记先是听取讲解员介绍,接着与青年代表一一握手。“他们挨个说总书记好、领导好、首长好,而习总书记连连回答好、好、好,一路就走了过来。”

“当时我想,一定要和总书记说上话,不能只是一句好。”于是,当刘丽伸出手时,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

刘丽告诉时代周报,在她之后,习总书记接连与4位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末了,他又回过头来叮嘱刘丽“好好努力”。

“我立刻回答说谢谢,但心想,仅两个谢字,不够。”这时,习总书记正转身准备走向第三组,“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大声说道,‘领导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话音一落,周围团中央的工作人员都笑出了声。

“当时,我确实特别兴奋,在我之前有十几个代表,习总书记都没有停下来说话。我竟然是第一个,而且,说得最多。”

接着,座谈会时,大胆的刘丽直接起立发言,讲述了一个打工女孩的经历和梦想。结尾,她这样说道:“我从事的洗脚业没有政府主管单位。而据非官方统计,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有1200多万。但这其中,90%以上的从业者都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我从没机会看到日出,也不知道正点儿的饭菜的味道。虽然我们赚得比工厂的打工妹多,但心里却非常自卑。”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一群洗脚妹,创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洗脚城,让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能够照顾老人、孩子,有能力之余还能帮助身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大胆地告诉身边的所有人,我就是一个洗脚妹。”

此时,习总书记插问了一句“从业人员有多少?”“据非官方统计,1200多万。”刘丽答道。

当刘丽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掌声。刘丽告诉时代周报,“那时,习总书记也在带头鼓掌。”她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习总书记作了题为《对青年的五点期望》的总结。其中,说到第五点时,“提到了刘丽的名字”。

除此之外,刘丽还准确地计算过,整个团日活动中,习总书记与她六度握手:接见时一次、全体代表合影时一次、“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合影时两次、座谈会时两次。

“刘丽老师”

其实,刘丽,这个“洗脚洗到被习主席接见”的女孩儿过去曾非常坎坷。

1980年,刘丽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一个距离县城120里的农家。由于家境贫寒,她几乎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快乐时光,当长出一些气力时,便和父母、姊妹一起拉犁耕田。

一天下午,刘丽在田里耕作,远远地看见村里的一位老师走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她留着长发,衣衫整洁,手里拿着几本书。这个美好的侧影留在了刘丽的记忆中,“从那时起,我就梦想当一名老师。”

然而很快,梦想破碎,刘丽没念完初一便辍学了,“学费是120块,爸爸把豆种卖光,只得了70块,还少50块。”50块钱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1995年, 15岁的刘丽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跳上拖拉机,外出打工。

在2010年5月的一期电视节目中,刘丽回忆起第一次离家的情景:“我站在车斗里,大声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哭,要开心。因为,我要赚钱了。以后,村里有谁念不起书,我来资助。”

彼时,稚气未脱的刘丽还没出过远门,甚至不知道警察长什么样。而随后几年,她走南闯北,到过武汉、南京、北京,见识了生活残酷的模样。1999年,她来到厦门。起初,她极力求职,却处处碰壁。

“哪怕是应聘小吃店的服务员、洗碗工都没有人要。他们说,必须要有初中毕业证书。”没有工作,没有住处,身上的钱又所剩无几,走投无路的刘丽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长发,“剪刀一下去,我的眼泪吧嗒掉了下来。”

揣着卖发得来的30元,刘丽开始流浪,白天捡废品、拾垃圾,晚上则睡在普光寺门口。每天,好心的尼姑会给她一些吃的、盖的,庙里的香客有时也会施舍她一点钱财。

如此,刘丽度过了28天,最终找到了一份洗脚的工作。这份活儿虽然稳定,但在心理上,她并不能接受,更谈不上喜欢,“那时,洗脚大多是为了找乐子。一次,一个客户硬是要抱我,吓得我把水全泼在了他身上。”

不过,刘丽又亟需这份薪水—她的父母与弟妹需要生活费、学费。现实所迫,这个女孩留在了洗脚这个有些“灰色”的行业里,并极其努力地工作着。休息时,她翻阅中医书籍,将脚上的63个反射区背得滚瓜烂熟;她还对照书本,在自己的脚上画穴位“地图”,并反复练习按摩手法。

渐渐地,因为手艺好,刘丽的客人越来越多。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她格外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一觉醒来,双手毫无知觉,掐几下也没有痛感。”

比起双手长满茧子,更难熬的是,洗脚城常常是“是非之地”,“有时,客人喝了酒,脾气大,一有不顺就破口大骂,甚至掀桌子、砸东西。”

刘丽曾无数次面对类似的场面。她说,一定要笑,不管客人骂什么,骂得多难听,都要笑,哪怕笑不出来也要笑。

2006年,经济有些好转的刘丽开始资助贫困学生。当时,她的收入是每月2000元。对于捐助,刘丽告诉时代周报,一来,不希望更多孩子因贫辍学;二来,想报答那些在她最困难时施以援手的人。

至今,全国因为刘丽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帮助的孩子共有300多人。其中,137人接受长期资助,而刘丽本人出钱帮助8人。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因为助学,在外打拼了17年的刘丽至今没有存款,“衣服上了200块就舍不得买”。她处过几个对象,但没有人愿意一同承担长期助学的负担,因为,那是个“无底洞”。

近年来,刘丽又与助学过程中结识的朋友一同发起了“丽行公益”项目。对于这个公益平台的未来,刘丽这样告诉时代周报:“我们先搭建好,以后交给慈善理事会打理。等有一天,基金会有钱了,我们就去大山里建一所学校,然后,我当一个荣誉校长。”因为50块钱辍学的刘丽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梦想:希望当一回老师。

有趣的是,受到习主席接见后,整个5月,刘丽不断收到厦门市各个机关单位的“讲课”邀请,主题是“中国梦”。恍惚间,她感觉自己似乎真的站上了讲台。

为农民工代言

2010年,当刘丽资助贫困学生的事迹被媒体一波又一波地报道出来,她逐渐成名,并被网友赞为“中国最美的洗脚妹”。

报纸上的刘丽,咧嘴笑时的侧脸很美,眼角尽是温柔。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眉宇间时常透着一抹厉色。

一位和她一起做公益的朋友说,“最美洗脚妹”有着几分真性情:她说话大声、行事直率,喜欢和朋友聊天、吹牛,也常收集一些段子,引得大家捧腹;她不常喝酒,但酒量很好,偶尔喝起来毫不扭捏。“这幅做派甚至招致挑剔者的非议,说她农村习气太重、缺乏教养。”

不过在这位朋友看来,刘丽的过去,极为艰辛,如果她只是一个腼腆、纤弱的女子,生活恐怕早已将她“吞没”。但在残酷的现实中,她却生活得越来越好,甚至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为所在的群体争取权益。

2012年1月,刘丽当选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她提交的第一份议案是关于农民工思想教育问题的建议。

刘丽认为,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思想上很难融入其中。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通过组建工会或职工之家实现思想上的关爱,让农民工在经济能力获得提升的同时,思想道德水平也能跟上文明的步伐呢?

这是刘丽第一次参政议政。而这份议案她反反复复写了十几页纸,最后的文本也不是特别满意。尽管书面表达水平有待提高,但刘丽告诉时代周报,对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她根本不用调研便了然于胸,因为,她自己就生活在其中。

2013年,刘丽又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安徽省的第一位农民工代表。出发去北京前,她准备了一份关于农民工基础生活保障问题的议案,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

而进京后,刘丽的一次发言让她迅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3月8日,在“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新闻发布会上,刘丽说道,目前,城市农民工群体中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临时夫妻”。她建议,通过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以及将城市空余住房返租等方法,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从而改变打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现状。

此后,“临时夫妻”的话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5月16日,据《印度时报》报道,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其中80%介于21-50岁,而选择再婚和“露水夫妻”的农民工数量有可能已经超过10万。

对此,刘丽告诉时代周报,上述具体数据难以估量。但她的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因为一方有了临时的另一半而夫妻不合,进而导致家庭暴力、感情破裂、双方父母不堪重击。甚至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女性因此怀孕,又碍于社会眼光,同时没有医保,只能去私人医院打胎。极个别者最终出现大出血、甚至丧命。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需求的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牵扯到太多的现实困境。不过,当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希望社会舆论可以慢慢淡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丽觉得,尽管农民工群体中存在“露水夫妻”,但也有很多彼此忠贞的夫妇。她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她的言论而出现危机。

不过,当刘丽屡屡为农民工发声,也有人提出各种质疑,比如,认为她的行为实际是为自己谋利。这就如同刘丽当初捐助贫困学生时,有人质疑她炒作、被人包养,等等。

“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者,谓我何求;你的忧与乐,狂欢与孤独,坚强与懦弱,别人懂还是不懂,真那么重要吗?”5月19日,刘丽在微信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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