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超越“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之争

2013-04-11 02:34:27

当前,应超越投资率是否偏高、投资过多过少的争论,而应将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放在首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投资需求切实存在、潜力巨大。

近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是由消费拉动的,会出现类似美国的危机,也即“未来中国经济仍将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显然,这与经济学家陈志武等人“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观点相左。实际上,这两类观点均言之成理、已经交锋多年,总体上“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成为主流观点。

事实上,争论一直在延续。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流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国际比较,世界上很难找到类似经济体。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92年的47.2%下降到2010年的33.8%,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60%的平均水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1%的平均水平。2001-2010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1980年的71.8%下降到2011年的51.6%,远低于71%-7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反对一方则认为“消费率偏低”论证方法不严谨、可比性存在问题,有专家认为,还有大量的消费支出未统计进来,实际消费率超过60%,与东亚“四小龙”所经历过的水平相似。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调结构进程,主张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呼声一直很高,反过来,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刺激计划极容易让人受到“刺激”、引起反弹。往往一提投资拉动,就会想到房地产、“铁公基”、重工业等领域,许多质疑也伴随而至,如容易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地产泡沫、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不可否认,我国10多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很明显,投资率依然长期居高不下。

实际上,从资本回报或效率视角看,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投资偏高或过度。清华大学白重恩等认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如1993年中国实质回报率是15.7%,近期为5%左右。北大科研组也认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超过日本,接近美国。双方研究均不支持投资过度的判断,这也说明“投资热”有其合理性、自发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将投资和消费割裂开来,投资的目的在于消费,二者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和融合。消费率和投资率是对偶关系,投资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投资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消费,消费的扩大也会引致投资扩大。此外,虽然我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只有56%,但同期增长率却高达8.6%,远高于世界3%的增长水平,如同期美国平均消费率达84.7%,但消费增长率只有2.6%。我国多年来形成了“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消费增长率高”的格局,即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经济和收入的高增长,最终实现消费的高增长。虽然消费率变化不大,但增量绝对数在变大,从更长一个时期来看,消费率自发调节后的稳态水平可能与类似经济体相差不大。

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投资拉动并不等同应由投资完全主导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如保持长期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消费。相反,长期性过度消费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消费率高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好、竞争力强,否则,经济危机不会重现、穷国也不复存在。投资固然重要,但不能偏颇、否定消费的拉动作用,如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8%,高于投资50.4%的贡献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能简单固化认为一方主导。

当前,应超越投资率是否偏高、投资过多过少的争论,而应将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放在首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投资需求切实存在、潜力巨大。但各地依然普遍存在“投资饥渴症”,政府大都有投资冲动并掌握土地、金融、审批等资源,这就诱发了投资的主体、投向、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故此,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厘清与市场边界、注重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公平竞争作用,更多依靠民间资本、人力资本,更好提高居民消费、降低不合理的政府消费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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