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东西对话,这是最好时机

2009-08-04 21:06:22
张隆溪 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今年2月3日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文著述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等。

对于1983年就赴美留学的张隆溪来说,谈论“五四”不可回避中西语境和中西对话的问题,而跨文化研究也恰恰是他的本行。张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得到钱钟书先生赏识,两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这段经历在张隆溪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张隆溪以温和的语气谈论起“五四”,但其内在逻辑的坚定,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省和批判精神则是毋庸置疑的。

 

从整个发展脉络评价“五四”

 

时代周报: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的年份,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史学界和民间都会非常活跃的年份,这一方面有习惯上的“大年”大纪念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社会思潮的变迁有关系,比如,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以激烈的情绪对“五四”全盘否定的言论也开始泛起。你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中间,你的看法对于各执一端的人或许会有帮助。

 

张隆溪:当今世界已经和100年前有极大区别,尤其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大概都没有清末民初不改革自强就要亡国那种急迫的危机感,反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自傲。于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取代了自我批判的欲望,加上最新输入的西方理论本身有极强的自我批判倾向,即批判西方自己的倾向,于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就成为否定“五四”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的新锐武器。

 

有的人甚至把“五四”与“文革”联系起来。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一种独断式的思维,什么事情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要把儒家思想全盘否定,认为这就是“五四”的特点。但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发展比人的思维要复杂得多,不是那么简单的。“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这些年,大家还是继承“五四”的精神,重提“五四”尤其是“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人最能产生共鸣的是关于“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提法,“五四”时期,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谈到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后来不提这些问题,把“科学”、“民主”作为“五四”的口号。当然谈“科学”、“民主”很重要,“科学”历来都是提倡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民主”,跟它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妇女的解放、个人的解放,都跟人的尊严有关。当时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把妇女受到的压制和男权文化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篇。所以,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的思想解放、确立个人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而对人的尊严的认可以及走出国门,与西方进行对话的愿望则是一个历史时期以来酝酿已久的,“五四”是一个历史呈现的契机?今天回顾“五四”,当时的历史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张隆溪: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可以把“五四”精神推到更早一点,不是说打倒孔家店是唯一的“五四”精神,也不是说1919年才萌发出“五四”精神,而是在“五四”运动前就有很多思想准备。例如对西方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早在晚清洋务运动时就已经开始。洋务运动是在清朝帝制内的改革,虽然不成功,但是它奠定了基本的认识,而这一点与“五四”是密切相关的。“五四”还有一个贡献就是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如今有人否定这一点,很多人动不动反思“五四”,觉得把鲁迅抬得太高了,传统被彻底否定了,要恢复对传统的自信,这不能不说是在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的确,毛泽东讲过鲁迅是中国“最硬的骨头”,后来几乎把他神化了。把鲁迅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中国的批评界“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我觉得这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把他神化,捧得很完美,就是把他批得一文不值。这两个极端都是不理性的。评价“五四”应该从理性上来判断,应该把“五四”放在整个中国发展脉络上,而不是单独把它抽取出来。而且也应该看到当时世界的情形。中国的历史离开了世界环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从晚清以来,研究中国不能只看中国,而应该看到日本、韩国、整个东亚甚至全世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孤立地来看。

 

我最反感的就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论机械地搬到中国来,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批判在西方是否有它的道理,可是把它放在文化语境不同的中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人认为西方在讲“批判”了,西方已经抛弃了现代性,可我们还在提倡“五四”精神,所以“五四”就是完全不对的,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这是糊涂的看法,毫不顾及中国自己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背景,完全没有看到西方理论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错位。

 

“国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家”

 

时代周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现在“民生”、“科学发展”成为了主流话语,“自由”与“民主”倒是趋于边缘,不再被作为最核心的诉求,一方面是当代社会,个性的解放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弱化了呢?

 

张隆溪: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科学或者说技术,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都深刻体会到这是很重要的,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诉求。晚清就提倡自强运动,但总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跟整个文化背景脱离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人可以把这些技术发明拿过来,但是没有考虑这些技术发明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目前中国仍然需要警惕这种情况。比如如今中国的学生数理化学得很好,出去国外考试成绩很好,可是其他方面,比如对于变革社会的愿望,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性诉求,以及在人文素养的培育方面,都有很多欠缺,我觉得这点才是要反思的。

 

时代周报:科学力量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让中国人开始有了底气,在这个基础之上,似乎有一种声音开始大力提倡“国学”,语境的轮回使大众的诉求开始有了变化,精英的意见也开始分裂,我们如何面对这种趋于多元的社会思潮?

张隆溪:传统文化受到重视不是问题,但我觉得“国学”的定义是很模糊的。笼统地讲,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叫“国学”,文史哲都是“国学”的范畴。在学问的意义上来讲“国学”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能把“国学”看成就是“儒家”,认为中国的学问就是儒家的学问,也不能非常狭隘地去理解儒家的学问,尤其是把它视为民族主义的武器,认为是对抗西方自由学说的良方,比如季羡林

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我是不赞同的。我也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学问,我做东西方跨文化研究,就是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中得到启示,但无论如何,偏执一方总是危险的。何况并没有真正的东西方截然对立的学问,比如相对于中国的“国学”,西方也有研究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学。学科分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妨碍一个人成为通才,比如有的人修了历史又修哲学、人类学,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学界非常普遍。而国学试图回到传统,试图摆脱学科分割带来的问题,却遭遇了新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国学”的学位,实际上,国内几大国学院的学生,拿的仍然是文史哲各类学位。

 

对传统文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弥补“文革”时期曾经断裂的文化纽带,这样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各个社会群体必然会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不能丧失自省和批判的精神。

 

反对“中国不高兴”式的姿态

 

时代周报: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人与西方对话的新起点,这90年来,中国人在如何与西方恰如其分地对话这个问题上,可谓一波三折,从猛然惊醒、打开国门到再度封闭然后再度开放,这90年,对话的平台变化了,心态也变化了,中国人怎样才是更为从容的态度呢?

 

张隆溪:目前中西方对话有了更好的基础和平台,我们应该承认,近200年来中国是比较弱势的,而西方文化比较强势,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是很强势。但是中国比以前却好了太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比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要好很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当然,我很反对那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姿态,这恰好是没有自信心、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西方也愿意听中国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跟西方对话有了平等的机会和条件,跟“五四”那时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恰好是通过跨文化的对话,通过各种不同的交流能够达成建设性的对话成果。我觉得现在的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中国再继续好好发展下去,这种条件会越来越好。

 

时代周报:近百年的历史到了现在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起点,但是在这个起点上,“五四”依然有宝贵的遗产值得继承?文化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可以续接得上的?

 

张隆溪:对。在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断裂”似乎是后现代社会或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在中国,“文化断裂”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都是中国文化发生巨变的断裂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文化和传统具有超越性的“韧性”,往往在断裂和激变的同时,又有延续和继承。“断裂”只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韧性”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具备这种韧性的。

现在从世界发展的形势来看,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比如西方的金融危机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大一个挑战,中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还在不断地发展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提供了中西方之间对话的良好条件。可以说,百年中国,今天是中西方对话的好时机,所以中国人完全应该显得更加从容和达观,既不自卑也不要自大,而是更富于理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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