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反思“招工补贴”背后的招商逻辑

2012-09-27 02:41:01

杨国英

很难理解,一般用作刺激消费需求和鼓励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制度,竟然被“创造性”地适用于企业招工领域—据《中国经营报》9月22日报道,为配合代工巨头富士康的大规模招工,河南省政府计划花费亿元财政补贴帮助富士康招工。

事实上,对于遍布全国的富士康生产基地而言,河南省并非是唯一对其进行“招工补贴”的政府,今年8月,山西省晋城市为吸纳富士康千亿元的投资,即对其启动了逾千万元的招工补贴,而在富士康江苏省淮安生产基地,则更是传出“地方高校强迫学生免费实习,否则不予毕业”的闹剧。

给予个别企业“招工补贴”(或变相)、将“招商”变为“宠商”,地方政府此举不仅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法则,更有违反《预算法》的嫌疑。

必须承认,招商引资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标签之一,既是弥补我国资本短缺、平衡要素资源结构的关键手段,又是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比学赶超的重要指标。而且,就具体实践而言,招商引资的国策,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核心,亦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相对提高的原因,毫无疑问,置于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招商引资无疑是具有阶段合理性且整体是功大于弊的。

但是,对于当下而言,面对我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亟须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边际成本分析,对已然形成的固有招商逻辑进行深入反思。而对由招商引资所引发的“招工补贴”等做法,我们更没有任何隐晦的必要。

必须正视现实,我国已从改革开放早中期的资本短缺,变成当下资本相对充裕。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某种程度上已昭示着我国对外投资的紧迫性已相对超过对内引资。与此同时,我国传统产业的饱和过剩、资源(人力、土地、水电等)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亦表明我国引入传统产业的承载力在降低;而附带成本在增加。

聚焦到“招工补贴”事件,这主要起因于代工巨头富士康“庞大的用工需求”,故而其往往将地方政府“协助招工”作为决定投资的要求之一。可是,这却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自由配置功能,因为富士康无论是薪酬福利,还是用工环境,当下均已诱惑力不再,这从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省,亦须通过财政补贴满足富士康的用工需求即可窥见一斑。而在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的富士康式招工,不仅明显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自发性的调节功能,更直接弱化了其改善员工待遇(以及工作环境)的动力。

事实上,“招工补贴”仅是我国招商引资乱象频发的案例之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达到招商目的,往往会发生不惜降低环保标准、大幅减少税费等现象,对此亦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从去年至今,多地因环境污染已经陆续引发了许多不愉快事件。

虽然,以我国地域之大,对于资源(交通、产业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不同地区,在具体招商引资的项目选择上,存在规模大小、科技含量、环保要求等个性选择标准,是极为正常之事。但是,在招商引资的逻辑上,却存在诸多共性之处,这就是求洋(外资)、求大(投资规模大)、求快(见效快)。

错位招商逻辑延续至今,主要是我国对招商引资极度重视的历史所造成,在改革开放早中期,因资本要素的过度短缺,我国不仅对资本一直存在重引资、轻选资的问题,更将招商引资列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在这种格局之下,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极力强推,甚至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进行招商引资,一方面可以显性地达到自己的政绩诉求,另一方面可以隐性地达到不便言说的利益输送目的。

对于当下而言,无论是基于自身产业转型、资源承载能力,还是基于政府职能转型、民众与政府的利益协商机制,均亟须我们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我们希望让市场回归市场,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让政府回归服务,使其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我们更希望政府能够立足当下资源承载力、资本相对充裕以及产业转型急迫的现状,对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招商逻辑进行彻底反思,从而使我国经济可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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