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连旱“烤问”云南

2012-02-16 06:40:49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尹鸿伟

老天什么时候才下雨？

“别说什么洗澡了，现在能够保证喝水、煮饭都很不容易了。小春已经基本绝收，由于无法种地出粮食，家里甚至牛马都不敢养了。”2月13日，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青山村的村民何纪琼说，“已经是第三年这样干旱了，而且今年比前两年更严重，村里90岁的老人都说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自2011年8月以来，西南地区陆续遭遇罕见旱灾，其中云南涉及面积最广。2012年2月6日的干旱监测显示：云南轻旱站点有38个，中旱28个，重旱19个，特旱3个，比1月31日监测到的干旱站数增加了58个。过去三年云南降水总量少了半年的量，昆明则少了近一年。

为什么遭遇连续三年的干旱？云南省气象局的专家解释，成因主要是影响云南的夏季风持续异常，输送到云南的水汽减少，同时季风形成的低值辐合系统减少，致使云南上空对流偏弱，西太平洋副高位置也对云南降水不利。

而云南当地网友也总结了“四大成因”：近20年来每到雨季各烟草种植县和乡镇大量发射防雹弹，野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地下水枯竭，疯狂毁林破坏自然循环功能，畸形的库塘安全管理理念导致蓄水严重不足。

“云南及周边省区市再度出现干旱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虽然大气活动很难干预，但仍然有许多准备可以应对。”长期致力于环保工作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NGO）负责人于晓刚说，“早在2003年前后，美国的一份战略研究报告就指出，同一纬度的墨西哥和中国南部地区将遭遇连续10年的干旱，并建议美国政府作出劳动力、粮食等方面的应对预案，但是中国方面好像没有引起特别注意。”

河水干枯、草木枯死、田地荒芜……“彩云之南”到处是死气沉沉的景象。这样的情况早在2010年便出现，当年3月赶赴视察旱情的温家宝总理表示：抗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源工程不足，灌溉设施不配套，山区人畜饮水困难，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三年之后，情况依旧。

长期对水利建设欠债

按照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月8日公布的数据：持续的严重干旱已经造成235万亩农作物受旱，144万余人、近83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当地的国家机器已被动员，各种捐款、送水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犹如又一次国家大灾难的集体救助行动”。

“这三年都没有正常种过粮食了，我们基本都靠买米吃，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出门打工去了。”宜良县匡远镇青山村的村民张宝云说，“我们已经不考虑今年的农业生产问题了，而是考虑怎么样才不会被渴死，并希望老天赶快下雨。”

他表示，政府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最多安排汽车送水，而且水量很有限，“每户每天两挑水，天不亮就要起来排队，有时候还因此发生争吵打架”。

事实上，干旱在全国各地区历来不罕见，而每个地区如果有了这样的遭遇，都会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农村缺水、农业缺水。此次云南大旱也没有例外，农村缺水的程度远甚于城市，即尽管大面积出现干旱情况，但是98%的缺水都出现在农村地区。

云南省的一名水利专家表示，无论是水库还是各种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有些甚至修建于古代，往后就很少有投入和新建工程了，甚至对老的设施也缺乏维护甚至肆意破坏，“全国所有农村的情况都差不多”。

他说：“国家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以来，对农村地区水利的投入就越来越少，有些地区甚至没有专门的预算经费。而国家对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

目前，历史欠债太多，农村地区亟须投资兴建水利设施以及整治病险水库的地方比比皆是，虽然近年来云南省也花费无数个亿进行了各种“润滇工程”、“扶贫工程”，甚至计划实施“滇中调水工程”等，但是这些工作要么还是空中楼阁，要么就是落实不到位。总而言之，每一场大旱都暴露出了当地政府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甚至责任。

传统上，云南省的城市饮用水主要靠水库供水，也有部分从各种河流中抽取，而广大农村地区基本都是靠各种山泉水和水井来解决，但是连续三的干旱已经使大部分泉水和水井干涸。水库建设不够、蓄水不足，引水、提水设施缺乏、不配套，脆弱的水利基础设施让云南省政府在抗旱时有颇多掣肘。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样的形容尽管不是非常准确，但是仍然表明了一些现实情况。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宁愿不断修建各种“城市广场”、“豪华办公楼”，装点各种“景观大道”，却不愿意在“三农”工作上投多些钱，更没有制度上的农村经费保障。另外，由于城市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无数倍于农村、农业，所以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面临干旱缺水，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就首先被严重影响。

旷日持久的旱灾，使云南省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其在2010年已经计划在随后三年内上100宗大中小水堰工程，同时准备建设100万宗五小水利设施：小水池、小水窖、小水塘等。但是2012年的干旱情况证明之前的承诺还没有起到效果，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开林表示，云南省5514座水库，有相当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险，建议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忙用水、农闲全民大上水利的良好传统。

企业和城市缺水情况也令人担忧。

2012年2月初，云南盐化公告，其控股子公司云南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砚山县2010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2011年全县降雨比正常年份明显减少，负担供水任务的红舍克水库已停止对普阳煤化工生产供水，因此该公司电石生产装置已停止生产。

昆明市作为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2010年大旱期间约500万居民似乎有惊无险，当地官员和老百姓都表示“要归功于2004年建成，2007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的云龙水库”，该水库库容4.48亿立方米，约占昆明主城全部供水量的70%。但由于连续三年干旱，云龙水库、松华坝水库、大河、小河、柴河、宝象河等向昆明供水的6库一站库塘蓄水严重不足。2月6日，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在2012年抗旱保供水保民生工作会上宣布，从2月下旬起，昆明市将采取有预告、有计划、分片区限时供水的措施。

2012年2月正在举行云南“两会”，水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之一：“清水海过来的二类水，供昆明饮用，属民生用水；牛栏江过来的三类水，补给滇池，属生态用水”。计划中，清水海引水工程将从4月1日起向昆明供水，预计一年供水8000万到1亿立方米。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表示：“首先确保的应该是居民的生活用水，不管多干旱，也不能让市民喝滇池水。”

“有灾不一定就代表有害，或者说不一定就代表会严重受害。”于晓刚说，“很多例子足以说明，只有在那种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灾才会真正形成害。历次干旱既是极端天气导致的结果，也是水利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对水资源综合利用能力不强导致的结果。”

发挥智慧“超越水坝”

云南及周边连续三年大旱的根本原因，目前尚无权威的科学依据，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作出种种推测。

随着干旱程度的加深，人们纷纷对境内的众多水电站的水库投以期盼的目光。众所周知，西南地区集中了全国75%的水电资源，是新一轮水电开发高峰的黄金地域，目前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建设大量的水电工程。水资源总量排全国第三、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4倍，坐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著名水系的云南省尤其典型，是目前水电行业“跑马圈水”的乐园，正在进行着最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也使其成为环保组织和水电开发单位争论的焦点。

一般来说，水库可以调节自然界降水分布的不均匀，将雨季多余的降水储存起来，供干旱时期使用。从地理条件和水利工程设施来说，水资源和水库众多的云南省出现如此大面积、严重的旱灾，实在是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有水电专家解释：“外界并不清楚，不同的水库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有的用于饮水，有的用于灌溉，有的用于发电，一般来说，不会同时具备多种功能。比如著名的三峡水库在设计之初也没有考虑对农业水利的支持功能，它主要考虑了航运、发电和防洪等，而且如果要从电站水库抽水解决干旱问题，近的地方还行，但是远地方就不现实了，因为经济成本非常高。”

水库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吗？事实上，水库虽然比较有效，但也不是万能的，遭遇干旱其能够解决的范围还是很有限，所以不能因为出现干旱就一拥而上。

于晓刚认为，在一片区域都没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才应该考虑修水库，靠近江河的地方则不用修，只需要建提灌站就行，而且考虑到渗透的因素，也不适宜修距离太长的沟，比如可以采用引山泉水、挖水井等多种方式。

“许多具体方法云南省应该多向缺水更严重的地区学习，比如青海、甘肃等常年缺水的省份，甚至巴基斯坦、尼泊尔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他说，“我们已经翻译了美国一本名为‘超越水坝’的宣传册，计划向中国的政府和民间进行传播。其中收集、总结了世界各地五六十种应对干旱的方法，包括怎样获取水、怎样保存水等，是‘民间智慧’的大汇集。”

于晓刚表示，面对不可等待的严重灾情，政府和民间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不应该仅仅是打水井、筑水坝，政府应该考虑把工作分散到社会中，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与力量”。

戏剧性的是，2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由三峡集团负责开发的金沙江下游水电站群正全面推进，其中向家坝水电站通过了川滇两省蓄水验收初审，首批机组将于年内投产；该水电站拥有单机容量为8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是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而在2010年3月大旱期间，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建设规模仅次于长江三峡电站工程的小湾水电站也在澜沧江上正式并网发电。

一方面是各种大型水电站顶着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如火如荼地加紧建设，另一方面却是各种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而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

于晓刚表示，云南那么多阻江断河的水电站该不该修一直都备受质疑，同时由于各种水电站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不够，已经产生了许多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和电站水库严重污染的情况。

他说：“按照现实的情况，即使水电站考虑了抗旱的功能、设施，也能够把水引到部分干旱地区，但是那些水同样不能用来饮用，顶多只能用来灌溉，即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水电站身上。”

“必须要警惕这次大旱过去后，水电企业们会不会打着帮助抗旱的名义来鼓吹新一轮的大型水电开发。”于晓刚说，“说到抗旱，水电企业根本不专业，因为发电和用水功能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他们讲良心，可以出资让别人来帮助建设和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关联的水利设施以及长期维护，但那也不能成为他们肆意开发大江大河的理由。”

除了水电站，在云南省备受怀疑的“罪魁祸首”还有经济林木、作物的种植问题，目前以橡胶树、桉树为甚。它们已经被形象地比喻为“两台巨大的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将云南土壤里的水分抽走。这些情况在2010年大旱期间就屡被提及，随后一直处于争论中。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德祥曾经回应：“云南桉树林的种植集中在普洱、文山等地，而橡胶林种植地集中在西双版纳。并且两地的橡胶林和桉树林种植面积仅分别占全省林地面积的1.1%和0.2%，根据几地的旱情来看，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并非造成大旱原因。”

对于橡胶树、桉树的影响利弊，目前还没有个统一的说法：反对者认为大面积的桉树林被称作上无小鸟、下无植被的“绿色沙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和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并列；支持者则表示桉树不仅不会抽干地下水分、影响其他植被和动物、影响土壤等，而且是一种节水的、可以改良土壤状况的树种。

在2012年的干旱继续发酵后，云南民间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猜测：作为烤烟栽种大省的云南，为了保证支柱产业烟叶的产量和质量，近十几年从6月至9月在10个州（市）的56个县均“运用先进的气象科技手段，开展人工防雹作业，最大限度地减轻冰雹对粮烟造成的损失”。

滇中楚雄州的农民王家友说：“冰雹总是和雨一起来，本来多下雨是好事情，但是烟草公司和保险公司却希望少下雨，大量发射防雹弹使降水一年比一年少，希望专家们尽快研究一下这是不是造成天气干旱的原因。”

必须进入常态防御

旱情逼人。截至2月中旬，专家们在云南首次运用国际领先的物探设备寻找地下水，其能够探测地下100米至2000米地质情况，快速确定打井位置。目前，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已组织79台套钻机开展地下找水工作，施工深井79口，已成井验收20余口，日出水量6300余立方米，缓解了8.5万余人的饮水困难。

虽然云南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了一些制度努力，例如昆明市已经出台了《气候变化与昆明气象防灾减灾对策》，云南省也在2010年3月宣布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研究，但由于具体操作情况复杂，一时很难见到效果。

“要想完全战胜自然是行不通的，但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实现防灾减灾。”于晓刚说，“对于目前干旱所引发的水资源缺乏问题，专业人士首先应该对政府和民众进行一些知识普及，然后更有效地组织开展工作。”

他表示，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水资源稀缺原因”主要有五大内容：资源型、污染型、工程型、失误型和分配型，如果不弄清楚各地的实际情况，许多规划、应对工作将“可笑且无用”。

“资源型主要因为地理条件所致，比如沙漠、戈壁滩；污染型是指有水也无法使用；工程型是人为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晓刚说，“失误型是指规划不当，例如昆明市只能承载200万人，但是政府想发展成500万人的城市，缺水是必然的；滇中、滇东地区原本水资源不足，却安排了太多的企业和人口长驻，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分配型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制度造成的，他介绍具体的表现是“有钱人可以用到水、多用水，穷人则没有水用、用不起水”，“水的问题非常复杂，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问题”。

的确相关的例子很多，昆明市宜良县青山村的村民何德昌就说：“由于村民没有钱，一直无法打井取水，而村旁那家企业老板很有钱，请人来勘探、打井，很快就出水了。但老板自己出钱抽出的井水只他自己用，我们村民用不了。”

他表示，政府领导应该早点看到老百姓的苦日子，尽快提供有效的帮助，“当官的开多少会，都不如帮老百姓打口井”。

“云南连续三年出现干旱的情况，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关联性非常明显，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李雁说，“在自然灾害来临时，中国的农民和农村总是最脆弱的，很少有能力去独自应对，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2月7日，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对此类问题已有过明确的回应，“农村由于基础设施较为脆弱，在解决干旱问题上更不能忽视”。

“‘三农’问题对昆明来说一直都很重要。”张田欣表示，昆明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对的，不过从统筹城乡发展来看，两方面都要重视；干旱出现后最直接的损失还是在农业方面，这从目前造成的直接损失上就可以看到，“农业地位和农村、农民的发展的急迫性都摆在那里，如果单方面倾斜，并不能真正处理好问题”。

李雁表示，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可以确定，云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干旱将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遇到问题不能只作应急式、暂时性的安排，而是要有长期的准备，形成应对机制。

“虽然打井取水算一种方法，但是现在水井已经越打越深，取水已经越来越难，这就需要政府、民众作更多的预案了，比如水资源如何科学地使用和分配，如何应对旱涝变化等。”她说，“2010年我们在云南就发现政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是欠缺的，即便是打井，要么没有机械，要么没有柴油，或者是政府没有资金，老百姓也出不起钱购买。”

李雁认为，包括一些自然能源的利用方面也不够，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云南，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大热的天阳光充足，当地人却很少考虑使用太阳能进行抽水，我们曾经在当地购买了一些设备进行实验，很快就把水抽出来了。”

“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除了要反对那些总是在灾难发生后才积极表现，并借机建功立业的‘灾难官员’和‘灾难政客’，更要把‘灾’和‘害’分开来对待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于晓刚说，“认真总结连续三年大旱中出现的教训，将对国家今后许多工作的立项、决策和监督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