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辩论会] 《金陵十三钗》:爱国主义,还是情色生意?

2019-08-18 17:18:57
徐钢教授批评,把大屠杀做成了生意,张艺谋这一次的症候发作触到了民族创伤的底线

徐钢:张艺谋把大屠杀做成了生意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为20世纪最伤痛的人类浩劫,但是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犹太人的灾难广为人所知,鞭挞、反思种族灭绝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数量巨大,而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基本上很少被关注,直到张纯如这样一个勇敢但是业余且没有经验的华裔记者写出《南京大屠杀》这本畅销书。在数量、质量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认真反思、文学和影视再现都远远比不上奥斯维辛,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包括犹太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二战历史研究的重欧轻亚的倾向,中国在欧美语系中的缺乏话语权,西方对于日本的相对好感等。在深层的原因中,我们也不免要问:这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里缺乏集体反思的精神有关?

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是如此的严肃和警醒,以至于 The Holocaust (种族灭绝或大屠杀)、 Shoah(浩劫)、  Trauma (创伤记忆)都变成了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专属词,而且上升到了神学和《圣经》的高度。Holocaust 本意“焚献全牲”,是希腊“异教徒”的习俗,犹太人使用这个词,有焚尸炉、毒气室集体屠杀的惨痛记忆,也有指称对犹太人的杀戮在神学上犯忌的意思。而Shoah 则来源于圣经,是大劫难的意思。令人吃惊的是,中文对这几个词的通常翻译并没有考虑到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而是与普遍的意思等同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Holocaust 和南非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差别,或者Shoah 和大洪水、海啸等灾难似乎是一样的。而实际上,这几个词只应该音译,保留原来的对奥斯维辛历史深究的意思。

至于“创伤记忆”,犹太人的研究甚至比对大屠杀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刻认真。毕竟,前事之鉴后事之师,除了惩罚罪魁祸首以外,重要的是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一次发生。犹太学者争来争去,最后的公论是“创伤记忆”不可以完全复原,如果我们可以回到灾难原址,复原屠杀的场景,那么原先的屠杀就变成很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允许各种角度的解释、甚至允许对于有没有发生过的抵赖。记住创伤的最好方式,犹太人认为,就是不要碰原先的伤疤,而是从伤疤周围着手,记住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构成了所有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作品的底线和基础。这类作品有很多,最早的是1946年奥森·威尔斯导演的《陌生人》,里面穿插了集中营的纪录片片段;最有名的是1993年的《辛德勒名单》;最近比较有名的有1997年的《美丽人生》,2002年的《钢琴师》,2008年的《阅读者》等。

列举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卖座又叫好的杰作,特别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辛德勒名单》,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来表现创伤记忆的严肃和残酷屠杀中人性的温暖。但是,哪怕斯皮尔伯格再小心翼翼地对待创伤的问题,关于这些电影的争议还是不断。犹太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批评斯皮尔伯格“发浩劫财”,把大屠杀变成了赚钱的一桩生意( “Shoah Business”),把集中营的影像“好莱坞化”。批评者特别拿《辛德勒名单》和1959年的电影《安娜日记》、1978年的电视剧集《Holocaust》相比,指出以前的影视作品里只有一个生存者,而《辛德勒名单》中几乎每一个观众在乎的角色都活了下来,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提姆·科尔,《从奥斯维辛到辛德勒:历史是如何被购买、包装和贩卖的》。

如果说好莱坞做了“犹太人浩劫生意”,那么中国和美国近年来兴起的南京大屠杀影视热做的就是“大屠杀生意”,而且做得不如好莱坞的精致、认真和对历史的负责任。当然,这里面的质量有好有坏,不是所有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也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别,比如2007年的纪录片《南京》,就是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Ted Lionsis 在看了张纯如的悼文后决定无偿资助拍摄的。无论质量是多么的参差不齐,这些电影都还是严肃地试图记录下中国最创伤的历史之一,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所知晓。所有的这些尝试,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都被狠狠地嘲笑了一通,因为这部摆明了要做中国票房冠军的2012年贺岁片做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生意”。

在做这桩生意的过程中,这部电影犯了至少三宗罪。

第一宗,用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虚化历史。不是我们不可以拍由战争作背景的电影,而是我们不可以用太多的不可信的虚构来将历史煽情化、戏剧化,从而虚化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金陵十三钗》里面的虚构虚假、不可信,而违背了电影制作(哪怕是好莱坞化的制作)的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管大情节是多么地虚假,细节要真实可信。贝尔扮演的约翰,在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在电影中取代原先的英格曼神父变成了主角。前一分钟他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醉鬼、色鬼,一心想付钱跟玉墨上床,在日本兵冲进教堂的时候准备偷了钱财躲进柜子里,突然没有任何铺垫地就大义凛然起来,保护女学生、拒绝跟他的朋友逃命、和玉墨含情脉脉地谈恋爱、大哥哥似的抚慰书娟,说着非常不恰当、虚假、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文艺腔十足的台词。另外还有不可思议的巧合:约翰正好就是个葬仪化妆师,使得他能够帮妓女们化装成女学生;玉墨以前也是教堂女学生,而且英文在班上是第一名,所以她可以用除了有点口音以外最完美的英文跟约翰流畅交流;教堂门口千不停万不停正好停了一辆大卡车……

影片开始的战争场面似乎是为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也是张艺谋对大场面控制自如的看家戏的展示,但是中国军人的过分英勇的牺牲、以一当百的豪壮并不符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不符合任何战争中的真实场景。所谓“八壮士”,排成一竖排,一一被击中,以慢动作优雅地倒下,配上书娟强作解释的画外音;戴涛少校,一个人智勇双全,不仅从容击毙无数日本兵,最后还拉动手榴弹,和所有敌人同归于尽。这都是过于浪漫、戏剧化的情节。情节的不可信予人口实,让别人可以争辩:如果这些虚假的情节都是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话,那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从而宣告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情节而已。同样指责这部电影可笑的虚假的情节,是由Todd McCarthy 所写的一篇文章,在12月13日发表在好莱坞的重要的独立批评刊物《好莱坞记者》上,题为“张艺谋和贝尔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崩溃于不可信的情节之下”。

第二宗罪,用过于情色化的视觉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女性想象。在中美两国基本同时上映,又有贝尔这样的国际大牌影星,张艺谋和他的投资者当然希望在美国的票房分到一杯羹,也借此冲击可以名利双收的奥斯卡奖,所以美国观众对这部电影至关重要。为了满足想象中美国观众的需求,电影的英文名为《战争之花》,明摆着是要靠中国的美女来吸引眼球。在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思路下,一系列不可信的、侮辱女性、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镜头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来。逃难的时候,女人最基本的常识应该是掩盖自己的美丽,穿破旧衣服、脸上涂上污泥,都是我们经常读到的办法。这部电影的“十三钗”,穿着最美丽的旗袍,化着妆,嬉笑着来到教堂,在教堂里抓住一切机会搔首弄姿、半露酥胸,完全不合时宜、不符真实。最为荒唐的一幕,是在她们换上朴素的学生装以后,决定“让妹妹们看看秦淮河名妓的风光”,排成一横排唱起跟嫖客调情的小曲,而镜头又很快幻化为她们穿旗袍调情唱歌的样子。这是典型的为了视觉的光鲜对细节真实的牺牲,而且以女性的情色化为代价。乔治自告奋勇男扮女装成第十三钗也是电影自我女性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一个例子。

原著中玉墨是和戴涛在地下室中恋爱,为了跨国观众的需要,张艺谋顺理成章地让她和约翰调情以至于最后做爱,让这个情节成为整部电影无可置疑的中心。约翰每次惋惜地看着她扭着屁股走开,似乎是为了跟她上床才做了如此多的大义凛然的牺牲。到了最后,他跟她煽情地说,“我想要你的一切,我爱你的一切一切!”而玉墨则在“现在就带我回家!”这个充满色情意味的英文句子(“take me home now” 是“带我到高潮”的意思)中到达高潮。恶俗至此!

第三宗罪,是整个电影过度的营销策略。在美国彭博社12月16日关于《金陵十三钗》的一篇题为《情色化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三个例子:1.影片的广告招贴,展示贝尔穿着神父服,斜眼偷瞄酥胸半露的倪妮;2.在一些与观众的互动中,允许观众和半裸的“十三钗”合影;3.倪妮的花絮文章,《我和贝尔演床戏》。这些营销策略,明摆着是要靠着情色赚钱,做大屠杀的生意。这种营销策略也是对于中国“软实力”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只要是大成本、大制作、以好莱坞的风格来竞争,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殊不知真正的软实力,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尊重、不轻易为资本所折腰、尊重理解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是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能力。

在我的英文专著《中国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中,我专门讨论了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强调这些模仿好莱坞的所谓“大片”是中国当代文化症候的一个表现。《十三钗》中的情色化、虚构历史及过度营销,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很多文化、政治症候的发作,包括文化上的不自信、经济上的焦虑感、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以及缺乏民族的自省心。只不过张艺谋这一次的症候发作触到了民族创伤的底线。

作者系上海交大特聘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梅志罡:《金陵十三钗》的人性光辉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还没有公映,朱大可就定义它为“情色爱国主义”。所谓的情色爱国主义,朱教授把它归纳为张艺谋公式,指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也就是好莱坞的商业模式与政治正确的混合体。但是朱教授的情色爱国主义并没有让我先入为主,我还是努力看清楚了电影版的《金陵十三钗》。老实说,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既谈不上情色,更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我看到的是情色之外超越爱国主义的人性的光辉。

正如朱教授所说,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确实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秦淮河畔的红灯区摇篮毕竟也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一代名妓。然而由此就断言《金陵十三钗》必然情色灼灼,我以为是失之偏颇的。十三妓女固然出身妓院,但她们毕竟是国难时刻的逃难者,她们和其他的逃难者在“逃难者”这个意义上身份是相同的,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她们是妓女,我们就有色地认为她们是“情色逃难者”或者妓女逃难者,给她们打上情色的烙印。同样,当她们舍身赴国难的时候,她们也应该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应该被打上情色的烙印,成为情色爱国者。所以,《金陵十三钗》中本没有什么情色爱国者,哪里来的情色爱国主义呢?

既然没有情色爱国主义,那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也就不需要谈论什么政治正确了。事实上,张艺谋在影片中不但没有刻意表现什么政治正确,甚至回避了政治表达。中国军人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表达的是战争的惨烈和人性的美好,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崇—一只战争遇难者的鞋子寄托了对生命的珍视,一位被战争摧残的伤病少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战争惨烈的厌恶;两位妓女一定要找回自己的琴弦和自己的翡翠耳环的细节,更是让我们感悟了生命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殡葬师“牧师”和玉墨之间的生死刹那的疯狂的性爱,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烈焰。所有的这些,都和政治正确无关,但是却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当人性超越了战争的兽性,当惨烈中升华出人性之美,阶级的意识形态就轰然坍塌了,政治正确必须被提升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果有人说这是情色爱国主义,那既是误会了政治正确,更是误会了爱国主义,真是有些不懂情色、不解风情。

朱教授用金陵妓女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等构造了所谓《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为他的情色爱国主义批判立靶树敌。但张艺谋除了在前期文宣中偶尔有香艳造势之外,在正式的电影文本和镜头里基本回避渲染情色主题。相反的,《金陵十三钗》的妓女们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眼里是“肮脏的”,是“不能共用一个盥洗间”的,即使是战争环境,即使是逃难,也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镜像。这哪里是什么情色,分明是蹂躏情色。而《金陵十三钗》的人性觉醒根本不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政治正确,仅仅是因为“她们还是孩子”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性认知。中国军人把孩子送入地窖时说“他不是当兵的,他是个孩子”;殡葬师“牧师”阻止日军暴行的时候,也说“她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们还是孩子”,不同意这些女学生出席参加侵略者庆功大会的理由也是“她们还是孩子”。这就是面对战争的普世情怀。所以当《金陵十三钗》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剪刀和玻璃,代替教会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的时候,这绝不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而是普世人性的觉醒。

《金陵十三钗》不是青楼的抗战颂歌,不是西方传教士的抗战颂歌,不是中国军人的抗战颂歌。它无关乎情色,无关乎爱国主义,它只和普世人性相关,它只告诉世人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作者系武汉市洪山区人大代表、社会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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