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可能带来中国城市化转向

2011-02-24 02:16:0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评论员李铁

中国最缺的是钱，最不缺的是人。这一观点几十年来在国人脑中可谓根深蒂固，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一直致力于拼命控制人口增长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居然闹起了民工荒。一些长期想方设法将农民工挡在城外的城市，如今却恨不得跪求招工。

当“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

其实早在2004年，民工荒就已经露出了苗头，除了春节前后，其他时段屡次出现招工难的现象。不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暂时和局部性的现象，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求在地理上的分割，导致劳动力供求在短时间内脱节引起的。但随后的几年里，招工难越来越频发，而且波及面越来越广，人们才开始发现，民工荒已经不期而至。

中国社科院较早发出了预警，他们在《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以往在一些错误教育的误导之下，很多人一直把人口，特别是从事简单劳动所谓低端劳动力当作是城市发展的一大负担，甚至把这当作是中国贫穷的根源。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突飞猛进，巨大的人口红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劳动力人口多，但需要抚养的少儿和老人却较少，这个时期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较轻，这是一个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

据蔡昉、王德文等学者计算，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也有学者估算，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的结论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得民工者得天下

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具有实在竞争力的还是只有产业链的最低端的那一环，完全靠廉价劳动力的肉搏。在产业链的上游，需要拼管理与技术的环节，我们没有竞争力。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个体的水平低，而在于产业链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最差的就是这一环。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正在产业升级，不吃人口红利了，我们也会用提高质量和效益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别忘了，产业升级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观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完善，这点现在依旧还差得很远。在产业升级还处在口号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增长只能靠粗放型的数量扩张，这样的数量扩张依赖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但现在，这种持续增长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年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例如，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降到22.8%，2008 年进一步降到19.0%，下降速度相当快。

另一组数据可能更为直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7年~2005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持续九年走低，已从2574万人降低到1694万人。1997年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人口，到今年刚好是21岁左右的新增劳动力，但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将在今后的八年内减少34%。

这样的局面下，民工荒不出现才怪。正如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民工荒从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转变为趋势性的、总量的“荒” 。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中西部地区，今年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劳工也严重短缺。

一个抢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地方政府，从招商到招人

中国的雇主们经历了30年的幸福时光，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从未遇到过对手。人口红利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且，他们几乎从未感受到工会的“麻烦”。求职者这个词真是好，一个“求”字，道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和卑微。

在过去劳动力充裕的时代，要发展经济，缺的是生产要素的其他环节，因此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各个城市的竞争，都是去招商，只听说过政府招商引资，没听说过要去到处招人的。但这一切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年春节一过，报纸上满是全国各地缺工和抢人的新闻。地方政府，正在经历从招商到招人的巨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刺激之下，中国经济火得发烫，全国各地都迎来了一波投资高潮，到处都在扩张产能，上世纪90年代末在各个地方虚火过一阵子的开发区热又卷土重来了。但新建了那么多工厂，立了那么多大项目，却缺少了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环：劳动力。各地方劳动力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投资的增长，一场抢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招人与招商不太一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仅仅要求高薪，还有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要求。进一步，他们还有公正、法治的要求。各个地方招人的竞争，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的竞争，这种文明，自然包括政治和法治的文明。这种城市之间招人的竞争，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发一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事实也已经露出了这样的苗头。据媒体报道，前天在广州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就有企业详细列出各项福利以吸引求职者，节日费、降温费、免费体检、年假什么的都列出来了，还有企业晒出了只需2元挂号费即可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消夜、住房补贴等福利。

重庆的一个招聘宣传是这样写的：“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种种迹象表明，2011年，在持续了两年多的刺激性经济政策退出、房地产的狂飙势头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之后，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滑压力。为了保增长，各个地区之间劳动力争夺战将更加激烈，这或许会有助于打破一些领域多年来的改革僵局。

户籍歧视是对形势的误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政府认不清形势，继续在已有的户籍歧视上加码，那就是愚蠢至极了。

近日，有14个城市先后出台了房地产限购令，全部与户籍挂钩，限制外地人购房，此举等于户籍变成了房票，已有的户籍歧视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中，又以北京的外地人在京纳税五年才能买房最为严厉。而在北京市两会刚刚通过的北京“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将打响一场人口调控战：“加强对人口总量的调控”，“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同时，改变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看来，北京将多管齐下，通过“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管人”、缩减进京指标等措施，阻挡“低端人口”进京。

在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误区，总想这个城市都是高端的人才，而同时把低端人才排斥在外，这样这个城市就高端了。这种乌托邦设计实在太荒谬，因为一个城市人口结构是由它的综合水平所决定的。实行城市发展管理体制改革，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发展资源，反映真实的城市发展和承载成本，通过市场反映的效益和成本水平，指导企业和人口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有选择地集聚。

如果强行通过行政的手段，用其他地方的资源和财富去堆一个权贵城市，这完全是一种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这好比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从事管理和服务业的很多人是高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低端的，但这两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硬是把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分开，将大大增加管理成本，降低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

实际上，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从事简单劳动，即所谓低端劳动力，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环。相比起中国的白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中国的民工的国际竞争力要强得多。

摩根-士丹利亚洲部的主席斯蒂芬•洛奇曾经给出了一组数据，称2006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薪是美国的2.7％，是日本的3.4％，是欧洲的2.2％。在此之后，中国工人工薪大幅度上涨，具体数字不清。如果以每年上涨25％这一大到完全不可能的幅度来推算，2010年也才达到1.98美元/天，是美国工人的4％。而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美国的8％，日本的9％以上。

很显然，中国的低端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远超其他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所谓高端人群，是占了这些农民工的便宜。如果一个城市把这个最具竞争力的低端环节剔除掉，而它又不像香港那样，具备制度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来做高端服务业，这个城市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别的地方供养，而一旦供养资源耗尽，此种城市就难以为继了！